匯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揭示，勞動生産率的持續增長在長期必將導致通脹或昇值壓力，日本、香港等亞洲新興經濟的成長史也驗證了這一規律。經濟持續增長已20餘年的中國需對此有所準備
我在4月20日的《外部觀察》文章中明確地指出人民幣在短期不應大幅度昇值，幷列出了昇值的利弊，可是在文章的結尾我却有一個預言：“有兩件事，其中一件或兩件在我這輩子一定會發生—————一個是中國的通脹，另一個是人民幣昇值。當時我承諾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奧妙，可是，要講清楚得出這個預言的邏輯，我必須先解釋通脹與昇值的替代關係。
解釋了通脹與昇值在中長期的替代關係，我們就可以理解昇值或通脹都可以用來吸收由於勞動生産率持續增長而帶來的價格水平上調的壓力。解釋了購買力平價匯率的概念，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的通脹率超出美國的通脹率才會影響購買力平價匯率。
首先，必須認識到，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勞動生産率是在不斷上昇的。測量勞動生産率最簡單、粗略的一個方法就是看人均GDP。中國的人均GDP從1979年大約300美元昇到了2005年的1690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長率達到大約7％。
人均GDP的快速增長，反映了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而勞動生産率的增長則意味著平均工資的上漲，從1994年到2004年，中國製造業的名義工資漲了3倍(根據中國官方統計年鑒數據測算)。
隨著工資上漲，生産成本也必然上漲，但産品售價可能漲，也可能不漲。如果企業通過技術進步吸收生産成本的上昇，企業産品的價格可以不上昇，甚至可以下降，這在技術進步迅速的製造業幷不稀奇。因此，製造業的技術進步往往有助於抑制由於勞動生産率及工資上昇導致的通脹壓力，有時技術進步甚至可能導致通縮壓力。
可惜，快速的技術進步往往祗發生在某一些行業，如製造業，特別是與國際貿易商品相關的行業。非國際貿易商品與服務的技術進步一般幷不明顯，如理髮、餐館、房地産、教育等。可以說，中國的理髮師、厨師、建築工人及中小學教師的生産率水平幷不比美國的差多少。
因此，當市場平均工資上漲時，非國際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就必須隨工資上漲而上昇，而無法通過技術進步來吸收成本上昇。結果是，非國際貿易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上漲導致全社會通貨膨脹的壓力。其中房地産與教育行業，因涉及有限的土地及知識型人才，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就更大、更快。而理髮及餐館行業，因主要涉及低技術勞工，由於中國龐大的剩餘農村勞動力，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就較小，有時甚至不漲。
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産率的快速增長至今還沒有導致明顯的通脹或昇值壓力，應歸功于製造業快速的技術進步及農村龐大的剩餘勞動力。但是，與技術進步及農村剩餘勞動力關係不大的行業及産品，通脹的壓力將越來越大，最典型的就是房地産業、教育、醫療、能源及原材料。
中國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導致了中國特殊的工資結構：農民工的最低工資過去二十多年基本維持在每月100美金不變，而其它技術或知識型人才的工資却迅速上昇，導致社會收入差距迅速擴大。這種道德上看似不合理的工資結構却是經濟邏輯方面不可避免的一個歷史階段，一旦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不再存在，中國的最低工資將迅速上昇，幷帶動全社會名義工資的上昇，結果是持續的低通貨膨脹階段的來臨。
中國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也是人民幣“GDP購買力平價匯率”(2.6元／美元)遠遠低於當前市場匯率或“國際貿易商品購買力平價匯率”(兩者都大約爲8元／美元)的主要原因(見6月1日《外部觀察》的分析)。
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縮小兩者的差距，但是就長期趨勢看，兩者差距必然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不斷縮小，這是所有現代化國家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邏輯上祗有兩種方式可以縮小“GDP購買力平價匯率”與市場匯率之間的差距：一個是中國的通脹率超過美國的通脹率，這可以讓“GDP購買力平價匯率”上昇；另一個是讓人民幣昇值，這可以使人民幣市場名義匯率下降。
如果將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固定在目前水平，幷允許中國每年有5％的通脹，而假設美國每年有2％的通脹，則中美通脹率之差爲3％，我們可以算出中國“GDP購買力平價匯率”從2.6元／美元上昇到8元／美元所需的時間是38年【2.6×(1＋3％)38＝8】！可見，如果中國有可能在四十年的時間內達到目前日本或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必須容忍平均每年超過美國3％的通脹率才能維持名義匯率大致不變。
實際上，在1950－1971年間，日元對美元匯率維持在360日元／美元不變，但由於日本勞動生産率的增長比美國更快，日本的平均通脹率一直都超過美國的平均通脹率：1950－1960年，日本的平均通脹率爲5.3％，而美國的平均通脹率爲2.6％；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脹率爲5.5％，而美國的平均通脹率爲3.4％。
但是，1973－1974年石油危機導致了日本的高通脹，這改變了日本政府對通脹的容忍態度。1979－1993年，日本的平均通脹率降至2.3％，而美國則達到4.7％。基於通脹與昇值的替代關係，日元不得已從1971年的360日元／美元不斷昇值達到了近幾年的100－120日元／美元。
港幣與美元挂鈎，但香港的勞動生産率在1980及1990年代增長迅速，導致持續的通脹——從1980年到2000年，香港的消費價格指數上昇了2.5倍，相當于平均每年5％的通脹率，超過美國通脹率大約3％。在1989－1995期間，香港的通脹率更接近10％。
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持續低通脹，日本、香港等新興工業經濟的工資及價格水平都與發達國家接軌，它們的“GDP購買力平價匯率”也迅速趕上甚至超過其市場匯率。之後，它們面臨的挑戰往往是由金融危機帶來的通縮。
總之，匯率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及亞洲新興經濟成長的歷史都顯示了勞動生産率的持續增長在長期必將導致通脹或昇值壓力這一基本的經濟規律，政府及社會必須對此有相應的準備。當然，政府及社會可以選擇通脹或昇值，及通脹／昇值的時間及幅度。
來源: 南方週末 作者:肖耿(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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