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0日電／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近日表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雖然超過0.45的國際警戒綫，幷不意味著中國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劇烈，因爲中國二元城鄉體制導致基尼系數偏大。如果單獨核算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都分別低於0.4。因此“應給基尼系數打一個‘國情折扣’”。
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評論文章說,處理城鄉混合型的基尼系數，經濟學界還沒找到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常見的方法是利用《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將農村最貧窮的33.3%的人口視作城鄉混合後全國最貧窮的20％人口。把城鎮人口最富有的50％人口視作混合後的全國最富有的20％的人口。但是，這是一種近似法，僅是一種學術上的參考，不能作爲嚴肅的國家級數據發佈。因爲，雖然農村最貧窮33.3%的人口平均收入低於城鎮困難戶的平均收入，但農村人口的高收入仍然有可能超過城鎮人口中的低收入，這會導致總體數據的失效。
文章認爲,從這個意義上說，讓政府研究部門發展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計算方法，是一種“可以追求，但不可能完美”的事情。
文章稱,處於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高於0.4的幷不是很多。基尼系數的惡化一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全球化，一個是權力高於市場配置，而這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對於中國這麽一個全球化中的優等生來說，全球化首先讓一部分生産要素被捲入其中，例如出口部門的人力資本要比國內部門的人力要素較早地獲得更多的回報，那麽在不同的部門人口之間自然就造成了較大的收益差距，基尼系數變大了。另一種情况是，儘管出口部門的勞動力要素被捲入全球化之中，但是它的議價能力被剝奪，價值被低估的話，那麽在該部門內部也會形成很大的基尼系數。
隨後，如果市場是足够均勻和流動性充沛的話，全球化帶來的分工收益和資源要素配置收益會逐漸傳遞到其他部門，形成一種共享的局面。但是，很多國家的市場結構有著自己獨特的構成。於是，在這個過程中，全球化的共享傳遞效應很可能被中斷或暫時被阻止了。一種簡單的認知就浮現出來：全球化造成了貧困和基尼系數的擴大。
文章表示,經濟學家Peter Lindert和Jeffrey Williamson認爲，全球化的確擴大了一個國家內部人口的基尼系數，但是减少了國家間的基尼系數，即更多的窮國可以變得更豐裕。也就是說，世界範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上昇了。窮國變富會産生“富國窮民”，中國的基尼系數和GDP增長數字就完整地演繹了Peter Lindert的理論假說。
文章指出,權力高於市場導致的權力控制型市場主義的特徵，就是扭曲的市場貶低了一部分生産要素的價值，讓他們流動性不靈活，或者削弱他們的議價能力，最後宣講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神話，給他們製造惡性廉價競爭的輿論氣氛。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就是一個例子。這部分被貶低的勞動力要素如果長期享受不到收益共享，那麽他們可能會退出全球化的進程，重新轉入一個保護型的行業（農業），這種全球化下的悲憤退出，在中國被稱之爲“民工荒”。而全球化的動力作用於權力控制型市場，則加速了這種惡化的速度，可謂之爲“惡性增强型反饋”。當全球化不能合理地向所有的參與者傳遞共享價值和分工收益時，對全球化的不滿和質疑大規模浮現了。全球化分割了人群。
文章稱,所幸的是，中國一些省份開始大規模地進行戶籍改革。文章最後說,當一個國家談論基尼系數的時候，它的談資應該更多地關注基尼系數的動力學機制和其背景，而不是總是用計算方法的不確定來大談“國情折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