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是北京市慈善協會副會長，15年來他以平均每天1.5萬元的速度，向社會各界捐贈現金5000多萬元人民幣。2006年，他還被中國紅十字會授予慈善家稱號。但是，他的捐款動機及財富來源遭到了不少質疑，“洗黑錢”、”、“走私文物”的傳言一直不曾斷絕，以至於他需要通過出版個人文學傳記和約見媒體的方式澄清自己的清白。
關於自己巨額財富的來源，李春平提供的解釋是：繼承了某好萊塢女影星的遺産。一個潦倒的英俊青年遭遇异國遲暮美人愛情、十數年交織著愛與報恩複雜情感的共同生活、不離不弃的悉心照料換來巨額財富的回報……這無疑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顯然，李春平期望通過自曝隱私贏得公衆對自己財富來源和捐助動機的信任。但他最終能否如願以償，我不知道，也不樂觀。
信任有兩種，一種是基於人際交往關係的，如親人、朋友之間的信任；另一種則是基於相關制度安排的，這種信任常見于陌生人之間。在大多數情况下，人們敢於走上綠燈之下的人行道，幷非因爲我們熟識駕車的司機，而是因爲相信交通規則足以保障我們的安全；飯店餐館允許先吃飯後結帳，也幷非他們熟識每一個食客，而是因爲他們相信法律制度足以防止客人吃白食。現代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在衆多社會交往場域中，陌生人總是多於熟人的，而惟有先建立起對特定場域中制度安排的信任，才可能産生對陌生交往對象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是制度性信任。
對於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擁有巨額財富的慈善家是陌生人。公衆沒有能力查證這些陌生人的財富來源，對於這些陌生人口述的發家史，公衆選擇信或不信，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相關制度安排的公信度。如果公衆相信現行的市場制度能够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功效、足以保障“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者脫穎而出，那麽對於市場中冉冉昇起的財富精英們，人們自然予以足够的正面評價和信任；反之，如果在公衆眼中，現行市場制度已經變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助推器，那麽市場中涌現出來的勝利者就難逃被打上“原罪”標韱的命運。簡言之，如果公衆無法建立起對市場制度的信任，也就難以相信財富精英們獲得或持有財富的正當性，對於財富精英們自己公諸于衆的發家史，無論其內容、版本如何，人們多半祗會報以懷疑的目光——這種不信任是制度性不信任。
越來越多的財富精英發現，贏得公衆信任遠比贏得財富困難得多，即使選擇作熱衷于公益事業的慈善家，也未必能够平息公衆對其財富來源的猜忌與質疑。近年來，不少財富精英開始寫自傳、出書、頻繁接受媒體的訪問，他們似乎試圖向公衆自證清白。然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一方面源于證據本身的虛弱——他們的自述多半疑點重重，緊關結要處往往語焉不詳；另一方面源于制度性不信任的自我强化功能——人們已經對市場制度的正向選擇功能喪失了信心，那些充滿戲劇色彩的“財富神話”非但無法打動人心，反而可能引起公衆更大的反感。
自我辯白的結果不過是越描越黑，這通常是財富精英們遭遇制度性不信任之後的宿命，李春平多半也無法幸免。中國的財富精英要獲得公衆的普遍信任，祗能冀望于市場制度公信力的重建——那是一場更爲困難的制度變革。
來源:國際在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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