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5日電／ 我們正悄然經歷著貨幣政策調控歷史上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日子。伯南克、特里謝或是福井俊彥很可能獲得超越格林斯潘、沃克爾的市場聲譽，成爲更加名副其實的貨幣魔法師。原因在於，他們現下遭遇的貨幣環境“雙重惡化”是前所未有的政策挑戰。
中國經營報發表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博士程實文章說, 這種貨幣環境的“雙重惡化”一方面表現爲通貨膨脹的風生水起，另一方面則表現爲國際金融市場的波瀾起伏。前者偏向于長期風險，後者偏向于短期風險。這種長短相間、錯落有致的風險結構使得風險規避和控制更顯困難。
但實際上，大部分市場參與者和分析人士幷沒有感知到貨幣環境的微妙變化，受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影響，主流市場分析大多遵循一條習慣化的邏輯：在油價上漲的供給沖擊影響下，通貨膨脹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蔓延，美國、歐元區、日本、印度、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因此紛紛選擇加息或即將加息，在貨幣緊縮形成國際潮流之際，通脹苗頭受到有效抑制，而國際金融市場在政策轉變之中表現出回歸理性的發展態勢。
文章稱,然而，這條邏輯幷非無可爭議。
可能誤解之一在於對政策調控主動性的認識過於表面。伯南克在6月初的一番言論道出了維持物價穩定的關鍵：“長期通脹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將通脹預期降低到一個合理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預期本身就帶有强烈的主觀色彩，預期形成不僅與調控者真實通脹厭惡度息息相關，還與調控者信息傳遞方式大有關聯，更重要的是，預期形成還受到市場主體解讀調控信息能力的深遠影響。
也許，市場在預期形成中正在犯一個系統錯誤：過於簡單地相信了調控者的口頭承諾。自從5月以來，伯南克突然一改上任幾個月來優柔寡斷的政策形象，這位美聯儲新掌門連續在多種場合表達了對通貨膨脹的極度“擔憂”，這讓市場興奮地將“通脹殺手”的名號冠之于伯南克。與此類似，特里謝和福井俊彥也在各種講話中流露出終結寬鬆貨幣的强烈欲望。
文章認爲,市場將這種口頭表達理解爲政策制定者緊縮信心的增强有失偏頗。也許這種主動喊口號的表達形式幷不能有效傳遞政策制定者的真實偏好。實際上，美國、歐元區、日本的經濟基本面數據近來表現都較爲搶眼，與此同時CPI數據也都有所增長。在客觀經濟條件要求貨幣緊縮，幷給貨幣緊縮提供了經濟基礎的背景下，伯南克之流加强反通脹的輿論宣傳很大程度上是應時應景的被動選擇。市場由此降低通脹預期，正是政策制定者求之不得的“附帶收穫”。所以，在被動性和主動性之間缺少有效鑒別，構成了我們的第一重可能誤解。
可能誤解之二在於對貨幣政策調控獨立性的理解幷不全面，理論研究和市場分析都習慣于將獨立性理解爲政治性的，就像現下日本央行加息操作實行不斷受到政府影響那樣。
實際上，貨幣政策獨立性也可能是制度性和搭配性的。歐洲中央銀行雖然一直以獨立性高自居，但由於歐元區本身是缺乏政治統一的貨幣區，這讓統一貨幣政策在制定、執行過程中受到不同成員國家不同方向施力的複雜影響，有效政策往往由於制度上的內在角力而胎死腹中。美聯儲也是自詡獨立性强的中央銀行，但在鮑爾森上台以後，美國政策格局已由格林斯潘獨步江湖的“孤星時代”，進入鮑爾森、伯南克交相呼應的“雙子時代”，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多顧及財政政策的影響，而鮑爾森上台作爲布什减稅政策長期化的重要標誌，也限制了伯南克自由揮舞貨幣大棒的手脚。
無論如何，主要國家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幷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强，對制度性和搭配性的獨立性缺乏審慎權衡，構成了我們的第二重可能誤解。
可能誤解之三在於對政策調控目的性的領悟過於教條。我們總是習慣于將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定位於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兩方面。但實際上，在“雙重惡化”的貨幣環境中，與利率變化對經濟增長滯後性的抑制性影響相比，資産價格的大幅下降可能在短期中更加難以接受。出于短期內維持物價穩定和保持資本市場活力的雙重潜在目標，貨幣政策者很可能偏向更趨寬鬆的政策選擇。也就是說，政策當局調控的目標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爲複雜，對潜在短期目標的存在缺乏充分洞察，構成了我們的第三重可能誤解。
文章表示, 三重誤解之下，我們對此番全球性貨幣緊縮的認識可能有些盲目樂觀。無論如何，伯南克在貨幣政策調控力度上(比如加息50個基點)未有增强，特里謝在加息頻率上也是中規中矩，福井俊彥在加息時機上更是一拖再拖。而我們對貨幣緊縮本身的篤信也許無形之中將自己置于了政策“動態不一致”的槍口之下，而這可能正是“雙重惡化”貨幣格局之下，最新、最大的風險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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