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最近，三大財經熱點無不牽涉著外資利益的神經：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即將幷軌預示著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終結,外資的“投資利益”遭遇到了拐點；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林哲瑩“限制外資進入中國房地産市場”的言論，以及外管局未來將從“技術層面”對外資投資房地産加强監管和限制的傳言，則隱喻了對外資“投機面孔”的反感,外資的“投機利益”遭遇到拐點；另外，正在熱議的《反壟斷法》也直指外資在産業領域里存在大量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集中度過大等現象，尤其是外資在中國産業內惡意收購等一系列“斬首行動”,外資的“産業資本利益”遭遇到重大拐點。
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稱，實際上，無論是FDI或者熱錢都呈現出彈性的收縮之勢。FDI受限於産業利潤率回報，稅收優惠减少必然會造成利潤縮水。熱錢受控于過熱領域里的“套利”，而 宏觀調控則會削弱它們的興趣。此前它們的收縮態勢幷不顯著，不過，當外資“撞見”這三大拐點後，它們可能就會加速調整。
根據著名學者John Whalley在2006年5月出版的論文《FDI在中國經濟高增長率里的貢獻及與內資的貢獻度比較》顯示，FDI主宰了中國出口額的50%，以及中國進口額的60%。FDI對中國GDP的直接貢獻度高達20%。這個比例跟另外一位著名學者黃亞生估測得差不多，可以作爲中肯之論。最近兩年，FDI對GDP的增長率(即GDP的增長部分)的貢獻度高達40%。也就是說，如果沒有FDI，中國近年來的GDP增長率可能祗有3.4%。
文章表示，儘管如此，但是，决定外資在國內命運變化的重要參數有了一些反抗意識。這些參數包括：外資的雇傭能力；外資的技術外溢速度；以及外資在國際政治博弈結構中的地位。
首先，從外資雇傭能力上看。FDI的雇傭能力一直非常萎靡。外資(以做産業投資的FDI爲例)僅僅雇傭了中國勞工人口的3%，這同它在GDP里的控制力非常不成比例。雇傭較少的人口意味著單位産能的可怕。外資平均生産率和內資之比爲9∶1，相差很懸殊。當然，可以推論說，外資逐漸向産業的上端遊走，資本密集型工業更多了，於是勞動雇傭人口就不會有太多的增長。實際上，恰恰相反。近年來，港台地區和韓國等的FDI呈現高增長態勢，而這些資本更多地擁抱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産業。這反而證明了外資總體雇傭能力的持續性下降，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失業率緩慢走高的國家來說，外資和政府“議價”能力必然下降。
其次，外資的技術外溢速度也在下降。也就是說，外資在技術轉讓和專利保密上變得更加“摳門”。“汽車行業的零件國産化率”的外資抗議事件，及隨後歐盟的施壓，可以作爲一個有力的佐證。這些外資勢力認爲，中國是在用一種强迫的手段來“威脅”外資，而獲取技術。而他們最佳選擇是，“降低技術轉讓速度，尋找替代中國的新興市場”。另外，外資不僅降低了技術外溢速度，同時，它還增强了剝削力，即在不進行新技術引入的條件下，加大了對勞動人口的剝削。從這個意義上說，讓內外資稅收幷軌，是對外資激勵機制上的必要調整，因爲外資的確在提昇中國經濟質量方面，做得越來越差。
文章指出，更爲重要的是，外資流入帶來的外儲高持有成本的壓力，也讓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外資的外溢利益在减弱，外資涌入的成本在上昇，這造成了國際政治經濟方程上的新算式：擺在中國面前的棘手問題是，中國在對外投資自由化的歷程中，如何讓中國本土企業能高效地使用手中的外匯，對外投資和收購目標企業，通過股權持有和其他財務佔有的方式，完成對收購的國外企業技術、管理和品牌上的整合。於是，外資的流入量和流入速度變成一個次要的問題。
文章稱，外資命運進入拐點期，對應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也進入拐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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