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7日電／《南方都市報》今天發表題為“警惕‘科研利益共同體’的形成”的社論，指出對中國科研體製的批評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不過，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多是批評國家對科研工作不重視，現在隨著國家科研經費投入的不斷增多(雖然在整個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沒人批評國家不重視科研了，但這種單純投入上的“重視”又怎樣呢?
社論稱，近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不只一位與會的大學校長發出這樣的呼聲：現在太多的科研經費使用不規範，管理、提成都有問題，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學者汪丁丁更是發表文章批判當前大學里“重科研而輕教學”的現象，指出這種最愚蠢的“捨本求末”管理方針，已在各大學流行泛濫至不可收拾的程度———不過，即使是這些批評似乎也在認可：我們對於科研真的重視起來了。
但在現實中卻存在一個悖論或誤區———如果真的是“重科研”的話，為什麼中國的科研成果總是上不去?“重視”的效果怎麼會這麼差?實際上，這種所謂的“重視”有點類似於對石油的重視、對土地的重視、對電信的重視，其“重視”的方式也如出一轍，即加強對這些行業的行政壟斷力度。
社論表示，目前，科研體製的實質是為行政壟斷製造方便，加強了對科研和學術的控製。控製措施包括兩種：一是管製；二是贖買。所謂管製，指的是科研被行政所壟斷，規則和評價體系都由行政來製定，科研人員必須按照行政機構的意願行事；所謂贖買，指的是精英贖買，即在科研所帶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大頭的利益由精英所有，這樣，科研人員內部最有實力的一個群體就與科研體製的管理者、從科研壟斷體製中獲利的其他機構形成了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
這個“科研利益共同體”運作的方式如下：目前中國的科研經費只有國家投資，很少有企業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不只一個學者曾經對媒體揭露說，院校爭取來的科研經費有可能成為嚮官員、專家行賄的來源，有的項目經費至少拿10%打點關節。同時，在現有的科研評價體製中，科研經費是事前分配的，沒有嚴格按照科研工作表現和成果質量分配。這就為所謂“權威專家”的尋租大開了方便之門，他們說將項目給誰就給誰，當然，其中的利益交換是少不了的。所謂科研評價體製的改革，只是為某些人造就出了斂財的新工具而已。於是，科研體製內部就由於科研資源的行政壟斷，而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由這個壟斷體製所產生，同時也依賴這個充滿弊端、嚴重不公的科研體製而生存。
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政府主管部門、科研評價人員、科研人員確實都在“重視”科研，但這種“重科研”，實際上是給科研加了更多的行政“緊箍咒”和權力尋租的機會。這種“重視”比“不重視”還糟。對行政機構來說，“重”的是控製科研人員以及從科研經費中獲益；對所謂“權威專家”來說，“重”的是如何與項目申請者做物質交換；對科研人員來說，所“重”的是論文、經費、職稱，哪里有人重視真正的科研!
社論分析，行政壟斷對科研體製的扭曲帶來了嚴重後果：學術和科研不獨立，淪為行政的附庸，使得科研人員創造力逐漸消失，科研水平與時俱退；一些科研學術人員在名利的誘惑面前心態浮躁，只懂得抄襲和剽竊，而製度性的缺陷又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類似“黃禹錫事件”科研造假(如漢芯事件)、學術腐敗層出不窮；同時，大學的評估體系從教學嚮科研傾斜，許多教師不得不將大量精力花在“偽科研”上，無暇顧及教學，結果是課堂教學質量下降，下一代都受到影響。
行政壟斷的原理是共通的。在行政壟斷體製之下，銀行可以蔑視消費者的權益、醫療可以不顧人命、教育可以堂而皇之地誤人子弟，科研則毫無節製地浪費金錢和人才、以及我們國家的前途!而更加令人扼腕的是，“科研利益共同體”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使得體製本身進行改革的動力嚴重不足。說實話，打破“科研利益共同體”的方法很簡單，只要限製政府主管部門過大的科研資源分配權，本政務公開的原則，公開、透明地進行科技立項，同時引入司法手段保障科研人員的知情權和申訴權，科研資源配置的公正問題就不難做到。但問題在於，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為科研體製注入改革動力就不能指望這個體製的自我糾錯。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在所有進行過改革的領域中，就數教育科研領域的變動最慢、最頑固。因此，訴諸社會輿論等外部壓力，就成了這個不願動彈的科研體製進行改革的唯一指望。我們希望這種自外而內的壓力傳導能夠形成真正的改革動力，如此，則科研有幸、學術有幸、國家有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