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0日電／中國區域經濟有多種發展模式，其中，青島和溫州是兩種比較典型的模式。新浪財經發表北京視野咨詢中心主任鍾朋榮文章如是說。
青島模式的特點是，區域經濟主要靠大企業支撑。在青島有海爾、海信等十大集團。十大集團對青島經濟的貢獻佔整個青島經濟的50%以上。相比之下，青島的民營經濟幷不怎麽發達，中小企業在青島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比較小。
溫州模式的特點是，區域經濟主要靠小企業支撑。溫州有近10萬家中小企業，中小民營企業對溫州經濟貢獻率高達90%。由於歷史原因，國家對溫州很少有投資，溫州幾乎沒有什麽大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
文章表示，如果把青島經濟和溫州經濟比作兩片森林，則青島經濟這片森林主要是由幾棵大樹支撑起來的，而溫州經濟這片森林則主要是由衆多小樹支撑起來的。
青島模式和溫州模式是兩種經濟組織形式。在青島，較多的經濟活動被少數大企業縱向一體化或橫向一體化，即用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代替了企業之間的市場協調。在溫州，除郵政、電信、電力、銀行等部門外，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由衆多的中小企業分散進行。大家分工很細。如打火機，一個小小的産品由幾百家企業分頭生産，有的企業祗生産打火機的彈簧，有的祗生産外殼，然後通過市場交易進行組裝。因而溫州經濟是用企業之間的市場交易代替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
結果，在溫州老闆比較多。每個企業就算祗有一個老闆，在溫州就有10萬個老闆。一個打火機、一雙皮鞋、一個低壓電器産品，都是由衆多老闆生産出來的。這種經濟可稱爲老闆經濟。在青島則是車間主任多，分公司經理多，一個産品是由衆多車間主任、分公司經理生産出來的。這種經濟可以稱爲車間主任經濟。
老闆與車間主任的區別在於：
前者祗拿少量獎金。車間主任一月創造1000萬的效益，公司總部可能祗給他10萬、20萬獎金；而老闆創造1000萬、2000萬效益，全部歸自己所得。因此，後者的動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闆比作火車頭，把車間主任比作火車厢，則在青島，一個火車頭拉了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火車厢。而且，有些火車頭還不一定的是真火車頭。比如海信是國有企業，周厚健幷非真正的老闆，他也是工資勞動者，也是火車厢。祗不過，因爲周原健本人奉獻精神比較强，他通過職能錯位，假老闆當作真老闆，將國有企業作爲自己的企業來打理，才使海信這一列車有了一個動力很强的火車頭。
在溫州，一列長長的火車被拆開，每節車厢上加了一個火車頭。結果，整個溫州經濟的動力很强。
老闆所生産的零部件，是通過市場交易進行配套的，生産同一種零部件的企業不祗一家，而是有數十家，祗有那些質量最好、價值最低的企業才能優先出售。因此，這種配套是競爭性配套。在這種競爭性配套體制下，企業面臨較大的競爭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創新，不斷進取。車間主任所生産的零部件，是壟斷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點，即使質量不是最優，最後也得用上。由於內配，車間主任就很少有來自市場的壓力。
兩種經濟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溫州是老闆多，創業者多；在青島是打工仔多，連張瑞敏也是一個高級打工者，因爲海爾不是他的，他祗是海爾的職業經理人。
在溫州，因爲老闆多，10萬家企業，每個企業至少有夫妻倆操心，整個溫州就有20萬人操心。即有20萬人一天干十多個小時，在青島，因爲老闆少，操心的人就少，整個青島經濟主要靠張瑞敏、周厚建等少數人操心。因此，我們也可以把溫州經濟稱爲“有更多人操心的經濟”。把青島經濟稱爲“祗有較少人操心的經濟”。
文章稱，兩種經濟模式的最終結果是，溫州的富人多，青島的窮人多。在溫州，有近2000億民間存款，有1000多億現金，再把各家各戶的廠房和樓房加起來，整個溫州的民間財富不會少於一萬億。而青島因爲打工仔多，大家都是工資勞動者，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比起溫州來自然會少得多。在溫州，包括機場在內的許多基礎設施都有民間投資，有些基礎設施甚至主要靠民間投資。而在青島，大量的海濱別墅閑置。據說這些別墅的買者主要是外地人。
文章分析，在青島與溫州兩個地方之所以能産生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響。
從歷史看，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對青島有較多的投資，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後，青島經濟是在原有的國有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因爲有國有企業，青島人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資，一般就沒有足够的動力去自己創業。
而溫州則不同，因爲那裡與台灣較近，在台海關係較緊張的情况下，國家不可能在那裡有大量投資。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國家對溫州投資很少，溫州的國有企業也就少，再加上溫州人多地少，人均不到三分地，爲了生存祗能大家自己創業。
從文化淵源來看，青島作爲山東的一部分，作爲孔聖人的故鄉，儒家文化比較濃，因而辦公有企業，辦較大的企業有一定的條件。而在溫州，則主要是永嘉文化。這種文化使人具有較强的創業意識和打拼精神。
在青島，張瑞敏、周厚建辦一個洗衣機廠，幾千人、上萬人都去打工，一月拿一千、兩千，大家非常滿意，永遠沒有非份之想。在浙江，老張辦了一個洗衣機廠，老李跟著也辦一個，結果，一個縣辦了幾百個洗衣機廠。在慈溪，一個縣級市洗衣機廠就有數百家，一年生産洗衣機近千萬台。
近年來，中國上上下下都在喊一個口號，即“做大做强”。但中國企業界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是做大做虧，做大做垮。許多企業在規模不是很大的時候，管理成本很低，經濟效益很好。企業一大，管理成本迅速上昇，效益大幅度下滑。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爲企業規模越大，管理層次就越多，加上企業分佈區域更廣泛，委託——代理鏈條就延長，在一根根較長的委託——代理鏈條上，集結著衆多的有可能撈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謂的代理人。
在這裡，之所以用“有可能撈一把就走”來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幾點：
其一，代理人有决策權，具備了撈一把就走的有利條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優勢，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優勢欺騙委託人。當他撈的還不是很多的時候，委託人很難發現，繼續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個社會信用環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職業操守很好，他不會辜負委託人的期望，不會撈一把就走；如果整個社會信用環境較差，如果經理人素質較差，則他一旦有任何權利，都會放大使用，以權謀私。
其四，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執法是否嚴。如果法制健全，執法較嚴，代理人的任何違規，都會受到法律嚴懲，則絕大多數代理人有了權利之後，都不敢撈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國家有職業經理人的競業限制，即離開現有企業之後，幾年之內不能到競爭對手的企業工作，則整個社會就不會有那麽多人把企業技術和客戶帶走，自己另起爐灶，與原有企業對著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業的管理水平很高，企業長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這樣，即使管理層次教多，委託——代理鏈條較長，代理人也沒有多少空子可鑽。
以上說明，在兩權分離的情况下，代理人具有“撈一把就走”的條件，企業規模越大，委託——代理鏈條越長，有可能“撈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這種可能是否變成現實，在多大程度上變成現實，那就看這個社會的信用環境，職業經理人的素質，法制狀况，管理水平等。而目前的中國社會，信用狀况幷不理想，職業經理人的素質有持提高，法律有待完善，企業的管理水平比較差。正是以上這些，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難以支撑大企業，這正是許多企業做大做虧，做大做垮的原因。文章認爲，浙江經濟之所以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浙江的許多産品之所以具有國際競爭優勢，能把美國、日本、歐洲的企業打敗，就是因爲“小狗經濟”是浙江經濟的主體，家族模式是浙江經濟的主體。
當然，“小狗經濟”也有劣勢。比如，嵊州市有1000多家企業做領帶，有近百個品牌。但是沒有一家企業能像海爾或海信那樣，拿出幾千萬創品牌。沒有哪一家企業能拿出幾千萬或幾個億在全國甚至國外建市場體系，沒有哪一家企業能拿出幾千萬進行科研開發。
文章指出，取長補短的具體辦法是，在青島的一些大企業，可以通過業務外包，在大企業周邊，在整個青島養出一大批“小狗”，培養一大批老闆，然後用較低的市場交易成本來降低企業管理成本，把一部分經濟由車間主任經濟變成老闆經濟。
在溫州，甚至在整個浙江，需要在衆多“小狗”中盡快長出幾祗“老虎”。這方面，柳市鎮已經很成功。該鎮從衆多小型低壓電器企業中，成長出了正泰和德力西兩家大企業，即在一群“小狗”中，長出了兩隻大老虎。既保留了家族模式的優勢和小企業的活力，又有大企業進行資源整合，在國內外建渠道，創品牌。這樣的生態，應該是一種比較理想的企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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