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劉迺強：曾蔭權如不公開和系統地做大破大立功夫的話，“積極不干預主義”的幽靈會始終揮之不去。 |
中評社香港9月18日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時事評論員劉迺強今天撰文，談香港“積極不干預主義”，全文如下：
我們一些朋友多年向“積極不干預主義”作一浪又一浪的進攻，最近葉劉淑儀再補上一腳，終於出現了缺口。根據曾蔭權的說法，積極不干預政策只是以前財政司夏鼎基提出，之後沒有財政司再提過，它已不再是特區政府的指導思想了。不過他可不能像董建華那樣，不說就等於沒有。作為承先啟後的階段性總結，曾蔭權應該在施政報告之中把“積極不干預主義”詳盡的作出批判，並且告訴香港市民特區政府以後該怎樣做。事實上董建華也曾經放棄過“積極不干預主義”，但因為他根本沒有徹底批判這路線，同時也沒有想清楚以什麼新路線來代替它，結果走了一個大圈，走到了大有為的另一個極端之後，又再回復原來路線。
曾蔭權如不公開和系統地做大破大立功夫的話，“積極不干預主義”的幽靈會始終揮之不去。因為“積極不干預主義”的始作俑者夏鼎基(CharlesPhilipHaddon-Gave)是曾蔭權的恩師，曾蔭權自己就是從“積極不干預”路線出身的，而從他最近“定位是計劃經濟思維，香港毋須定位”、“老人問題要由家庭解決”等言論看來，有時他的思路被“積極不干預主義”影響了也不自覺。至於公民黨這大狀加張超雄，政治右經濟左的性格分裂畸形組合，不知所謂地馬上跳出來質疑曾蔭權數典忘宗，更加不在話下。所以，“積極不干預主義”這隻狗縱然落了水，我們仍然需要對它作致命的打擊，並且要以另外一條更加符合港情的路線代替，切實執行一段時間，做出一定成績，才能使它永不超生。
首先，我們要明白，“積極不干預主義”並非永恆的真理，香港以前並不是實行“積極不干預主義”而成功的。郭伯偉(JohnJ.Cowperthwaite)於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當港英政府的財政司時，把以往殖民地政府的經濟政策總結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他之後的十年，由夏鼎基繼任財政司，才出現了“積極不干預”的提法。於他升職布政司之前不久，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演說中，對他過去九年的經濟政策指導思想，作總結性的闡述：“我經常提到政府對經濟所採取的立場是屬於『積極不干預政策』。當然，有些人會認為這不過是放任主義，說起來好聽一點罷了，更有甚者，可能認為這不過是政府砌辭狡辯，掩飾『甚麼都不管』的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那麼，即使市場力量帶來的短期影響如何不利，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
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由此可見，“積極不干預主義”只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產物，但在過渡期間卻被固化了，廿多年來都蕭規曹隨。這段不短的期間整個世界都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偏偏香港經濟哲學卻像花崗石腦袋般不變，這是絕對不合理的，因而絕對不應該容忍和延續的。更重要的是，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是以前“自由放任”、“不干預”的反動，重點是“積極”，而非“不干預”。慢慢下來，“不干預”成了主題，“積極”淪為紋飾。到今天，“不干預”更成為政府無作為的漂亮藉口，特區政府的許多處事作風，連“積極不干預”的標準都不合格，宜乎作徹底的改革。
過去這廿多年，香港究竟變了些什麼呢？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香港宏觀結構變了：以往香港依靠匯率、薪金和價格作自我調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聯繫匯率定死了港幣與美元的匯率，不能調整；九十年代中英雙方協議人為地限制土地供應，造成樓價處高水平。回歸之後，公務員與跟公務員薪酬掛鉤的公營機構薪金不能下調；樓宇價格被政府人為地承托，難以下降。由於結構中的僵硬因素(rigidity)大增，香港經濟已無法自我調節。
2.香港經濟轉型了：當年香港以出口導向的加工製造業為核心，靠英聯邦關稅優惠起家。今天國民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八是服務行業，尤其是在金融方面，需要政府大量監管督導。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面對全球競爭，低科技中小企業難以單獨打拼，需要政府支援。
3.香港政府責任大了：戰後港英政府只管公共醫療，之後管公共房屋。八十年代開始有社會福利，福利措施於九十年代大增，致陳佐洱警告這樣下去會“車毀人亡”。回歸前後香港褔利設施十分完備，醫管局轄下的公立醫院服務周到致私家醫院無立錐之地。時至今日，光是醫療和教育兩項支出，已佔了財政預算的一半左右。
4.香港與周邊的關係變了：回歸之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中國發展快速，香港已喪失了以往唯我獨尊的地位，要主動融合於中國經濟之中，還要擔心被邊緣化。香港不能不適應中國的快速發展步伐，不能不考慮自己如何定位，以及如何與其他城市合作分工，而這都是只有政府才能挑起的功能。
5.市民期望不同了：在以前，香港地位獨特，到處都是機遇，市民充滿自信，抗拒政府支援。今天香港活力大降，機遇不再，創業意欲偏低，眼看周邊城市欣欣向榮，既自卑又害怕，單憑個人力量找不到出路，期望政府能提供助力。
以上五點，都決定了特區政府不可能繼續固步自封。台灣被陳水扁搞到一塌糊塗，經濟不振，增長率下降至百分之四點五，市民便已呼天搶地埋怨他。我們則早已在回歸以前便認定香港經濟發展已成熟，增長率只可能在百分之五以下，眼光光的看著新加坡多方面超越我們，只好認命。時至今日，中國這社會主義國家都已承認了市場力量，內地也是要搞“大社會，小政府”，市民會問：為什麼人家的政府能這麼有為？香港再不可能躲在這模糊邏輯後邊像以往般無所作為。周邊每年都以兩位數字增長，我們如仍舊像烏龜般慢慢爬，則資金和人才只會繼續流出，早晚一定會被邊緣化。（本文今天發表於香港信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