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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國寶指著紀念碑上的名字一個一個地講他們的故事。他說，“如果我們這一輩不把這個歷史留下，就沒人記得了”。 |
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是誰？也許對不少人來說，他們是停留在教科書上的冷冰冰的數字，是一個模糊的群體概念。而對那些親歷災難的倖存者來說，他們是被鬼子打出腸子的母親，是咬了鬼子一口的3歲弟弟，是因反抗被砍頭的隔壁四奶奶的幹女婿，是前面30米遠背著一擔東西的一個婦女，甚或是一個要飯的——一個個曾經鮮活的生命。他們都有自己的名字。不管這名字是否響亮。
把冰冷的數字化作一個個溫暖的名字，然後緬懷他們。紀念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殘害猶太人，人們用5天時間念出了10.2萬個名字。在日本廣島和平公園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紀念牆上，刻著237062個死難者的名字。而在中國，災難中失去生命的普通人，常常被忽略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有一面“哭牆”，上面刻了3000多個遇難者的名字。這和一般認為的大屠殺遇難30萬人的數字，相差太大。
正在進行的紀念館的擴建工程中包含著尋訪遇難同胞名單的工作，研究者認為這是一種補救，他們預期的，是有名有姓的遇難者名單擴大到1萬人。
這是一項搶救性的工作。因為，見證者們正在不斷地老去，離去。
通過對1038位健在的倖存者和目擊者的訪談，他們調查出江寧地區有確切姓名的死亡人員1343人，不知名死者6018人，總死亡人數7361人
●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是誰？
對於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二年級研究生石維軍和他的幾個同學，這個問題在三個月前僅僅是一個數字，來源於教科書的30萬，而現在，成為了一個個有名有姓的人，一個個曾經在這個世界上走過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2006年7月1日至8月19日，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二年級的12名研究生走遍了南京市城郊的江甯區270多個行政村進行“地毯式”調查，對南京大屠殺期間江甯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進行了全面的瞭解，通過對1038位健在的倖存者和目擊者的訪談，他們調查出江寧地區有確切姓名的死亡人員1343名，不知名死者6018人，總死亡人數7361人。此次調查的指導老師、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說，“由於農村人口流動性很低，這個調查數字和真實死亡數據之間相差不會太大”。
此次調查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找到了1343名遇難者的名字。1343是什麼概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有一面“哭牆”，上面刻了3000多個遇難者的名字。張連紅說，根據現有的檔案，“大約能找到5000－6000個遇難者的名字”。紀念館正在進行擴建，其中一項工作便是尋訪遇難者的名單，研究南京大屠殺20多年的學者孫宅巍說，“如果我們能把名單擴大到1萬人，就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這是一件搶救性的工作。孫宅巍說，“我們錯過了很多時機”。
●“名字記不得了”
“奶奶，給我們講講那時候的事吧！”訪談往往以這樣的問話開場，喚起了老人們塵封已久的記憶。
1937年12月4日起，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第九、十一、十三、十六師團循滬寧鐵路、公路和長江圍攻南京。江甯區(當時是江寧縣)是南京市13個區縣中面積最大的，從東、南、西三面把南京城區包圍起來，是日軍進攻南京的必經之地，也是日軍暴行的重災區。12月13日南京城破之前，屠殺已經在這裏展開。
今年76歲的王國華老人親眼看到了自己家人的被殺，當張增祥和杜宏爭同學到他所住的鎖石村調查時，他一下子激動起來，杜宏爭回憶:“他很激動地說，日本鬼子啊，你們找我瞭解是最好的了”。
“當時我們一家六口人都躲在山洞裏面，被發現了，叭的一聲，鬼子就把我母親打死了，腸子都出來了。我父親王洪兵也被鬼子的子彈打中了背心，過了幾年就死了，死的時候還帶著子彈。我四歲的弟弟胳膊也被子彈打中了，後來胳膊外面好了，裏面開始往外爛，過了三四個月爛死了”。
杜宏爭說，王國華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真的很可憐。現在也孤身一人，一個親人都沒有了”。
王國華還講了很多遇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和我母親一快被打死的還有三個人，耿進喜、劉德生、孫福和，當時都有二十多歲；有一次我的表哥們都躲在山洞裏，大表哥出去看看，鬼子已經來了，就讓他脫衣服，用刺刀捅在了他的心口上，當場就死了；6個鬼子在大堰根前面的塘裏打死了23個人，有金兆坤，30歲；有孫明福的老子，30多歲；有丁良發，50多歲；有衡景山，60歲；有衡景山的兒子，小名叫三袋子，20多歲；有外號市菱眼，30多歲；有小坤，20多歲，還有一個是要飯的，其餘的名字記不得了”。
“名字記不得了”常常是最讓學生們困擾的地方，而王國華其實是健在的老人中記憶力好又比較健談的。
張增祥剛到江甯區秣陵鎮調查的時候，有一個老人告訴他渡橋大隊任家邊有十幾個人一起被殺掉，他很想把這“十幾個人”調查清楚，地圖上他沒找到渡橋大隊，於是第二天他到了鄰近的雙金大隊，“那裏的人們也知道這個事，但也不太清楚。然後我們就去到了東南大隊，去了才知道，這就是原來的渡橋大隊。這是第三天了”。在渡橋，他找到了任家發和張勤義兩位老人，他們都知道這件事，可是任家發也不知道遇難者的名字，他只記得“有十幾個人躲在地洞裏，有小孩哭，鬼子發現了。就叫他們出來，出來一個戳死一個。一共戳死了十七八個，其中有一個小姑娘，才七八歲，被鬼子挑了很遠，死了”。張勤義記得比較清楚，他能想起來一個名字，“那是冬月初六(12月9日)早上，其中有一個叫任寶妹，當時二十多歲”。
張增祥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個名字，但他也無可奈何，“老人都不記得，沒有辦法了”。
●每一個鮮活的生命
調查中，對於遇難者常常都只有很簡單的信息。
“魏家村有個老頭子，叫余大富，住在現在的高速公路邊上，他會講，有口才，在我們這邊很有名，他跟鬼子講道理，鬼子不講道理，說他壞，就把他殺掉了，是用刀戳死的”；
“錢家增的母親三十來歲，喊著:‘日本人來了，小姑娘們快跑啊！’就被旁邊的日本人一槍打在肚子上，腸子都打出來了，然後就死了”；
“我們村上有個老太，年紀大了，鬼子來的時候沒跑反(逃難)，被鬼子用提燈籠的鐵鉤子從下身紮了進去，姓什麼記不得了”；
“這一天逃的路上，我看見一個婦女，背著一擔東西，就在我前面30米遠，被打死了”；
……
可是，在調查的學生們看來，能抓住任何一點點信息都是好的，“哪怕只知道是一個賣豆腐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也能刻畫出一個真實的人了”，苗李華同學說。
訪談中一定要抓住細節，這是張連紅在調查前的培訓中一再強調的。
“我們今天講多少萬人都是一個概述，但是每一個受害的人都是鮮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個體。比如說每一個受害者面對加害者的時候，表現是不同的。”張連紅說。
這一點，調查中學生們深有體會。“我們聽到很多次，那時候一把刺刀就能控制一個村莊，在王后村祠堂，兩個鬼子把人關在房子裏，一個鬼子把門，一個鬼子在房子裏面殺人，用刀一個一個戳死，竟然沒有反抗。老人們也說:‘那時候人也傻呀，要是放到現在，我拼了老命也要把他殺了’。”劉運璽同學說。
同時，也有很英勇反抗的，“百合村的龐聲淘，是大刀會的，那次跟鬼子開火時，被鬼子用刺刀戳進肚子裏，但沒戳中要害，他硬撐著，反手一刀把鬼子劈死了”。
同樣讓他們很感慨的，是大人逃難時對小孩的態度，“小孩會哭，有的父母就把小孩子捂死了。有一個村子，把十幾個小孩子都扔到河裏淹死了”，劉運璽說，“可是也有人選擇不一樣，有一個老奶奶要帶小孩和鄰居一起逃難，鄰居不願意，她寧願自己一個人帶著小孩子逃”。
最讓他們感動的是一個當時9歲的小女孩，73歲的老奶奶欒忠英在提到她的姐姐時說:“跑反(逃難)時我母親剛生了小弟，把他放在了地窖裏邊，因為是累贅。我當時剛有4歲，好哭，父母就想把我留下，我的姐姐當時有9歲，姐姐捨不得我，就把我帶著了，我一輩子就感謝姐姐。過了一禮拜，我的姐姐回到家來看看，找到弟弟的地窖裏邊，看到弟弟還會動，就用棉花包起來，抱著去找父母。路上被鬼子看到了，讓姐姐把弟弟放下來，還用刺刀向包裹戳。鬼子走後，姐姐看看沒戳到弟弟，就把他包到父母那邊。我的姐姐叫欒紅英”。
正是這些調查，聽過老人親口的講述，學生們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豐滿起來了。調查結束快一個月以後，苗李華在學校裏回想這次調查時說，“原來想到南京大屠殺，印象最深的是電視裏最後一個鏡頭，一個30萬的數字。現在想到的就是一個一個具體的畫面。比如一群老百姓在逃跑，面對著逃難的狼狽和背井離鄉的淒苦，後面還有日本人在追殺，不時的一個人倒下，再也爬不起來了！”
●兩個村子的紀念碑
調查中，有兩個村子的情況很特殊。江甯區湯山鎮的湖山村和西崗頭村分別在2005年8月15日和2006年4月5日在村公墓旁立了一塊紀念碑，刻上了本村死難者的名字，表達對他們的緬懷。
對湖山村的調查，早在2003年就開始了，那年暑假，中國青年報江蘇記者站站長戴袁支和南京農業大學部分學生利用對湖山村進行了十分系統的調查，80歲的蘇國寶老人一個人就提供了43名遇難者的姓名，後經多次走訪全村各戶之後，共獲得十分準確的64個人的名單。獲得名單之後，蘇國寶和戴袁支籌劃為遇難者立一塊碑，記錄下他們的名字，教育子孫後代。
時隔近3年，蘇國寶說當時的想法是，“我們上歲數了，如果歷史不留下來，以後怕是沒人做了，他們也不瞭解。”
湖山村依山傍水，走在鄉間，很難想像69年前，村莊旁邊的山坡上曾經沖下多具屍體，水塘中曾經漂浮著屍體。早在1937年12月6日，日軍便在這裏和國民黨部隊交戰，是南京現有區劃內淪陷較早的村莊之一。
9月10日，蘇國寶指著墓碑上的名字一個一個向記者介紹，“我弟弟蘇國久3歲，鬼子把他抱在手上，弟弟脾氣倔，咬了鬼子一口，鬼子一生氣就把他丟到河裏淹死了。我當時就呆掉了。王立榮是我隔壁四奶奶的幹女婿，看見鬼子殺了我弟弟就上前把鬼子打倒在地，其他鬼子就把他捆起來綁在樹上砍頭殺死了，脖子就連著一點皮了。鬼子又用刺刀戳死了戴昌遺、陳開榮、戴興釧、戴大銀、戴興正、戴大鈞。戴昌遺的屍體又壓在我身上，鬼子以為我們都死了就走去村裏燒房子。鬼子走後我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跑去告訴父母”。
立碑的籌劃準備進行了近兩年，2004年4月3日，他們請了江蘇省公證處的工作人員到湖山村村民的17份證詞作了公證。200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60年之際，湖山村的碑終於建起來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在為紀念碑揭幕時說，“這是國民意識的進步。我在這裏看到了個體，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國家。”
2006年4月5日，同在湯山鎮的西崗頭村也見了一塊紀念碑，刻上了在這裏遇難的37個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兩名外村人。
2006年8月16日，日本女教師松岡環帶著“第21次‘銘心會•南京’訪中團”和“第4次‘日中友好•希望之翼‘訪中團”的19位成員，來到湖山村、西崗頭村的紀念碑前獻上鮮花。蘇國寶站在紀念碑前，向他們介紹了當年發生的事件。松岡環當時說:“今天我們帶來一些日本大學生，要把這裏的真實歷史帶回去。”二十多天后，站在同一個地方，蘇國寶對記者說，“今年年底我要到日本去講這些事”。
可是，在南京，這樣的村莊還只有兩個。對於在湖山村進行的調查和立碑，戴袁支認為自己做了一項很及時的搶救性的工作，就在他們立碑的過程中，湖山村三分之一的見證者去世了。
同樣的問題，讓參加調查的學生們感到很遺憾。幾乎每個村都會有老人跟他們說，“你們要是早來5年，3年哪怕一年就好了”。“比如說在江甯陸郎”，苗李華說，“幾乎每個老人都提起了一個叫陶老小的，說他知道很多很多東西，可惜兩年前死了”。
●“30萬是怎麼來的”
調查受到的關注是苗李華沒有想到的。調查結束後她去為一個初中生做家教，“小孩的媽媽跟我說這個是該好好調查一下，還要求我:‘要麼你今天就不上別的課了，就給我們孩子講講這個吧。你說我們都不瞭解什麼，這以後的孩子能知道多少呀’。”
而學生的父親則提出了一個苗李華沒能回答的疑問，“你說這30萬是怎麼來的？”
“大屠殺的規模與死難者的人數一直都是一個關注的焦點”，孫宅巍說。
“不只日本右翼，日本左派的朋友，還有西方一些客觀的學者也沒有接受30萬這個數字，他們認定最高的就是20萬左右。不過我以為，對一個歷史事件的分析，學術界有不同的認知是很正常的事情，除去別有用心的政治化的表述，我們都可以坐下來很平靜地討論這個事情”。
對遇難人數，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說法，1984年，日本拓殖大學講師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中，一口氣列舉了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等地區15種書報、資料中30萬人、42萬人、20萬人、幾十萬人、10萬人、30～40萬人等6種不同的數字，認為它們“如同惡性腫瘤般地不斷出現，而且開始不受約束，隨意變化”。
孫宅巍曾經對各個歷史時期對遇難者的認定作了一個梳理。就在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中時，留在南京的西方記者根據自己的見聞，曾經對遇難人數做過估算，少至2萬人，多至27萬人，中有4萬人、8萬人、10萬、12萬人等多種表述。孫宅巍認為這些數字反應了一個局部的情況。
1946年，民國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調查並把相關證據提交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定，“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餘具。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則於1948年11月4日在《判決書》中稱:“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以上”。
孫宅巍認為，這兩個數字並不矛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這‘20萬人以上’限定於‘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並補充說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它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30萬以上”的數字被沿用下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經過一系列的研究和調查，對這個數字進行了確認。
而日本同時期出版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中正是對這個數字提出了質疑。作者田中正明認為，慈善機構零星掩埋的15萬屍體中，崇善堂掩埋的11萬很可疑，崇善堂的記錄中25天平均每天掩埋4490具屍體，可靠性不強，同時崇善堂的記錄屬於“後期材料”，可信度不高。而集體屠殺的19萬人中，有一個魯甦提供的草鞋峽屠殺57418人的數字，田中證明認為“連個位都數出來，不可思議，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同時，“這麼多俘虜除了魯甦以外沒有人見過，同樣不可思議”。
孫宅巍認為，“拋開左翼右翼不談，這兩個質疑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一定站得住腳”。“11萬具這個材料確實是孤證，又是後期材料，我們要保留一個商榷的餘地，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有力的反證證明他是偽證，我們還不能推翻。而魯甦的證詞，有一些證據能證明了這個地方有2萬多人被屠殺，掩埋了數萬具的屍體，印證起來我認為屠殺達到四五萬是可信的，至於他精確到個位數，我們並不常採用。現在我們沒辦法來證明這個精確的數字是怎麼來的，但是就這樣把他推翻，我也不認同”。
“30萬以上的同胞被屠殺是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我們沒有任何的必要來誇大這個數字。但是，事實必須得到尊重，歷史決不允許扭曲。”孫宅巍說。
●我們錯過了很多時機
遇難者名單的缺乏正是和對人數認定的爭議相伴的。孫宅巍說，“我們走過了一條坎坷的路”。
這個問題上，很多人都提到奧斯威辛和廣島的例子。2005年1月23日，荷蘭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劇場舉行了宣讀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殘害猶太人名單的活動。近700人接力朗讀，共用5天時間念完10.2萬個名字。阿姆斯特丹市市長科恩說:“只有念出每個人的名字，人們才不會將他們遺忘。”而在日本廣島和平公園原子彈爆炸死難者紀念牆上，刻著237062個死難者的名字。
孫宅巍說，“我們動手的時間，和歐洲人、日本人比起來，間隔比較長。他們在戰後馬上開始搞，他們甚至是真的把人數精確到了個位，把人的名單住址都搞出來。我們呢，抗戰勝利後馬上就是內戰，內戰後又是朝鮮戰爭，緊接著又是一次次的運動。民國史就成為禁區，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兩大壞蛋嘛，而南京大屠殺正好是民國史的一段，所以對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史料陳列館館長、43歲的吳先彬對此深有體會，小時候他生活在南京市漢中門一帶，“我的外祖父常常跟我講日本人在這裏殺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小時候書裏都沒提到過啊，好像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但是又覺得外祖父總不會騙我吧，所以半信半疑”。吳先彬的疑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解開了，“1984年我在南京大學電教室工作，最早研究大屠殺的高興祖老師從美國帶回來一盒錄像帶，那時候沒地方播放，就拿到電教室，我有幸陪著高老師看了一段，這才相信了南京大屠殺真的發生過”。
1984年，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正式開始了。從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館、立碑的工作，“寫了一本《南京大屠殺史稿》，建了一個紀念館，立了15塊紀念碑。到今天已經是19塊了”，當年親身參與的孫宅巍說。
孫宅巍說，現在紀念館內“哭牆”上的名單正是這個時候從國民政府1946年調查留下的檔案中整理出來的。“那時我們也曾經想到要搞這個名單，但是也比較困難了。因為80年代距離南京大屠殺已經四五十年的時間了，超越了兩代人”。
張連紅認為多種因素造成不能像日本廣島那樣去調查，“日本佔領了南京8年，戰爭結束以後去做調查已經很難了。那時的南京又是一個流動人口聚集的城市，形成一個生活共同體，哪個人死了別人也可能不知道。另外戶籍制度還不完善，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統計”。
“還有一個原因”，張連紅說，“我們的傳統文化對個體，特別是對老百姓個體的消失不是很重視”。
“我們錯過了很多時機。”孫宅巍說，現在的補救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對現存的檔案資料進行地毯式搜尋；“第二就像南師大他們做的，找到當時的目擊者、見證人，請他來說一說，你知道你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裏有名有姓的遇難者有什麼人，他們是怎麼遇難的”。
“如果20年前來做這個工作，會好一些。但話又說回來，事情發展到今天，我們能夠發現了這麼一個不足，下大力氣去做，也不失為一件好事。這個工作十年後再去做，就更困難了，也許那時見證者就不存在了”。孫宅巍說。
而張連紅已經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田野調查，“論文我以後還可以寫，但是對見證者的調查，錯過就沒有了”。（來源：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