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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迺強：反對特區政府直接投資迪士尼樂園和數碼港，這些商業決策非政府擅長。 |
中評社香港9月26日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時事評論員劉迺強今天撰文，談香港特區政府要積極面對的問題，全文如下：
郭伯偉的“自由放任”，是有所針對的，對象是當時流行的凱恩斯經濟學，主張通過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經濟作宏觀調控。因為香港是一個開放形經濟，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甚低，以財政和金融政策達致短期全民就業是於事無補的。時至今日，他這論斷依然顛簸不易。
凱恩斯經濟學既用不上，而香港經濟現在又已經喪失了大部份自我調節功能，一遇經濟循環進入低谷，香港政府便無計可施。回歸之後的持續通縮，特區政府眼看市民痛苦，怨氣高漲，也無能為力，只好不惜湧現大量財政赤字，繼續維持支出，以待衰退隨時間的轉移消失，經濟循環再向上，才自然解決；期間採取紓困措施，減輕民間疾苦。
大概在夏鼎基任內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左翼的經濟理論界已經完成反思，開始接受市場力量，拋棄單憑主觀能動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思路。在他卸任之後的八十年代開始，人民已普遍接受政府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發展經濟。尤其是“亞洲四小龍”，除了香港之外，都由政府帶動經濟發展。而中國更在這時候開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至今仍方興未艾，效果翻天覆地的“改革開放”，以實踐雄辯地證明政府不但應該帶領國家發展經濟，而且卓有成效。但是香港當時正處於過渡程，港英政府沒有反思和改變的必要，致政府的管治理念抱殘守缺至今天。
總的來說，這一新經濟思潮是對古典國際經濟學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學說作批判。根據“比較優勢”學說，通過國際貿易這市場力量，世界各國都按其比較優勢來作分工和交換。那即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個香蕉共和國，你就永遠都只能生產香蕉，以交換今天是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新興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只能靜態解釋一些現象，如果通過理論化，把這現象固定為理應如此的話，則已淪為發達國家經濟霸權主義服務的工具。經濟後進國家只要創造競爭優勢，是可以改變國際分工，趕上發達國家的。
以內地為例，中國政府對外開放，引進國際充裕的資本和先進的管理，沖擊國有企業，促進全面的改革，包括建立市場、健全法制、轉換政府職能等，促進經濟長期高速度發展。雖然在短期的宏觀調控中，仍然採取凱恩斯式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但整體思路，明顯不是著眼於維持經濟短期的穩定和緩慢的增長，而是促進長期的高速發展。這一積極主動的態度跟西方經濟學傳統認為只有在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況之下，或者市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影響嚴重，政府才應該介入經濟，有極大的分岐。
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跟內地大不一樣，內地是減少政府干預，從官本位，包攬一切，朝市場經濟發展，提倡“小政府，大社會”；而香港則朝相反方向走，要求政府更加積極，這個口號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簡而言之，特區政府要積極面對的問題有以下幾方面：
1.小政府如何支持大社會：雖然褔利主義正在全球退潮中，但是經濟發達到某一水平的國家與地區，尤其是在實行普選之後，政府對於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都不免要負較大的承擔；而且一旦出現天災人禍，政府更要出面收拾殘局。美國是這方面嚴重失衡的典型。這個世界第一大國，無論在嬰孩死亡率、平均壽命等公認的基本指標，都只達第三世界水平，一旦面對颶風等天災，其應對能力更連第三世界都不如。香港不要走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
2.於全球化的大環境之中，如何在全國佈局中作定位：香港不再是孤島，不可能再“關起門來成一統”，一定要為自己作定位，與內地省市分工合作。這需要特區政府定出方向和目標，出面向中央政府爭取、與其他省市作協調。
3.短期如何為經濟增長提速：香港與內地主要城市增長速度差距太大，結果是香港佔的比份快速下降，重要性也隨之，最後必然邊緣化。香港市民固然不高興，內地政府也覺失望。不管特區政府如何推搪，市民和內地政府都期望特區政府負起更大責任。
4.長期如何提高活力、協助經濟轉型、促進經濟發展：如上分析，“自由放任”政策只是針對經濟短期波動而言。即使在那個年代，殖民地政府從未放棄長期促進經濟發展的責任，大量超前投資基礎建設的軟硬件，改善營商環境。這許多方面，我們已荒疏了超過二十年，理應加快補充。提高活力、協助經濟轉型對特區政府來說，是全新課題。但這是市場失效範疇，曾蔭權已承認，這是政府需要介入的。
這裡有幾個經常會碰到的問題，需要簡單的處理：
1.政府只應於外在性出現問題和市場失效時才介入干預。特區政府在處理某些政策性的問題(即經濟上所謂外在性問題)，例如環保，已經作出介入，只須多走一部，如鼓勵環保有關產業，便已離開今天已被扭曲了的積極不干預軌跡。而外在性問題只是市場失效的一種表現，事實上，經濟在轉型當中，市場訊息必然微弱和混亂，是標準市場失效，需要政府介入把訊息強化和清晰。用非技術語言表達，就是要求政府提供發展方向，指示出路。
2.政府沒有能力挑選贏家。我也反對特區政府直接投資迪士尼樂園和數碼港，這些商業決策非政府擅長，政府更加不懂經營和管理。但是政府在經過詳細調研之後，對某些值得和需要支持的產業給予一些優惠政策，還是可以考慮的。尤其是在土地方面，目前特區政府視全部土地為房地產資源，一體看待，只以賣地收益作唯一的效益指標。如果我們把土地效益的衡量改為對國民產值的貢獻，不少新舊產業都會冒現生機，為創造就業和經濟轉型提供必要的刺激。此外，政府的優惠政策大可不以某些行業和資本來源等先驗條件為準則，而針對某些值得鼓勵的企業行為，例如環保、培訓、研發、創造就業等，給予稅務優惠，贏家已經出現了，才加以獎勵。
3.我們不需要大有為政府。這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外一個極端的邏輯謬誤：放棄“積極不干預”並不等於“大有為”，兩者中間有非常大的灰色地帶。大有為是上述社會工程思路，認為通過行政手段可以達到經濟和社會目標，這思路已經實踐檢驗，證實破產。自改革開放以來，內地也不是走大有為政府的路線。而以香港目前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政府申請撥款未必能事事如意，想大有為亦不可能，只可能更加積極主動。至於建議成立港式“淡馬錫”，也只是空想而已。（本文今天發表於香港信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