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5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說，黃芳彥是檢察官為吳淑珍脫罪的關鍵人物。檢察官認定：黃芳彥曾“介入”太百經營權之爭，且自李恆隆取得不知數額的太百禮券，並花用了約二百二十萬元；吳淑珍、陳致中及陳幸妤則“間接”自黃芳彥取得來自李恆隆的禮券，並花用了二十七萬七千元。檢察官倘若認定黃芳彥涉及犯罪，則吳淑珍也就難逃法網，所以檢察官非先為黃芳彥脫罪不可。
檢察官在簽結理由中指出：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黃芳彥在老爺酒店邀約寒舍蔡辰洋及林華德兩方人馬見面（奇怪，黃芳彥為何主持這個飯局？），由林華德當場電邀李恆隆到場與黃芳彥見面。更奇怪的是，經過初次見面，李恆隆竟然開始密集地“前後七、八次，每次二、三十萬元”地送大量禮券給黃芳彥。
社論說，黃芳彥的解釋謂：“原本李恆隆將他歸類為馬永成同夥，而懷有惡意，為化解李恆隆誤解，不讓李恆隆感覺我拒人於千里之外，故暫收禮券，後來因有需要，就花用且分贈他人”。李恆隆則說：“去‘總統府’時，馬永成相當不客氣，黃芳彥友善回應我的抱怨，所以在心理上視黃芳彥為靠山，而主動贈送禮券。”這些供詞已足證明，黃李之授受禮券，與太百案有關；然而，檢察官筆鋒一轉，開始為黃芳彥脫罪。
檢察官查出，黃芳彥確實“介入”了太百經營權之爭；但黃芳彥倘非憑恃其與陳水扁家族的關係，何德何能得以“介入”兩大財團的商戰？不過，檢察官卻說，黃芳彥雖“介入”了太百經營權之爭，且在認識李恆隆後收受大量禮券；但黃芳彥並非公務員，又未“協助”遠東取得經營權，是以黃芳彥明知李恆隆“別有所圖”，仍收受厚禮，雖“心態不無可議之處”，但未發現犯罪嫌疑。
檢察官說，黃非公務員，故不構成貪瀆；再者，黃雖“介入”，卻未“協助”遠東取得經營權，故亦非李恆隆等之背信共犯，只是“行為可議”而已。這口吻完全不像檢察官，而像是黃芳彥的辯護律師。
社論指出，本案其實有馬永成、陳哲男等許多官員介入。倘若這些官員涉及貪瀆或圖利，則黃芳彥及吳淑珍就有可能成為貪瀆的共犯。因此，檢察官欲為黃芳彥及吳淑珍開脫，首須聲明對馬永成、陳哲男等的貪瀆“查無實據”。只要馬永成、陳哲男“查無實據”，因黃吳二人不是公務員，所以不能獨自成立貪瀆罪。
但是，退一步說，就算不構成貪瀆，黃芳彥“介入”太百經營權之爭，亦未必如檢察官所說，只要“未協助遠東取得經營權”，就不構成背信的共犯。因為，背信罪是受他人委任卻違背任務，圖謀不法利益，造成委任人受損害的犯罪，本案李恆隆和林華德就是被起訴背信罪。亦即，不論是不是公務員，皆可論處背信罪，依法最重可處五年徒刑。如果黃芳彥未積極“協助”遠東取得經營權，但消極地為遠東排除競爭者，而使李恆隆等人達到目的，一樣是構成“背信”的共犯。但在起訴書中，卻亦放過了黃芳彥作為“背信”共犯的罪嫌。
社論認為，值得注意的是：檢察官一方面說黃芳彥“介入但未協助”，卻又在起訴書中說出了另一完全相反的故事：寒舍的蔡辰洋找上吳淑珍，吳交代馬永成查證高層有誰介入；馬永成“查證”後，蔡辰洋仍擺不平林華德，第二度找馬永成幫忙，遂有馬在“總統府”約陳哲男、蔡辰洋及李恆隆見面之事；且李恆隆說，馬永成當時“相當不客氣”。於是，李恆隆轉以黃芳彥為“靠山”，並大量送禮券；這明顯是欲藉黃芳彥在陳水扁家庭的分量，來壓制蔡辰洋；因此，李恆隆、林華德若涉背信，黃芳彥即是共犯。否則，檢察官何以認定“黃芳彥明知李恆隆別有所圖”？
至遠東事成之後，徐旭東不但邀宴黃芳彥，且透過吳清友請見吳淑珍，向“徐旭東認為原屬意蔡辰洋取得經營權”的吳淑珍“表達善意”。依檢察官查到的事實，黃芳彥“協助”遠東成事的“方式”雖與林華德、李恆隆不同，但絕不會因“協助”的方式不同，即可洗脫“背信”共犯之嫌。黃芳彥若難脫“背信”罪嫌，則吳淑珍命馬永成“介入”太百案，並在官邸接見蔡辰洋與徐旭東，恐怕也難脫刑責。
但是，檢察官卻用“不是公務員，不涉貪瀆罪”的煙幕，掩蓋了對黃、吳二人可能涉及背信罪的追究。這樣的切割手法，未免太粗糙了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