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屆聯合國大會13日下午通過決議，正式任命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為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當選可謂是眾望所歸，在聯合國下一任秘書長的預選中，15個理事國中有14個國家對潘基文投了贊成票，只有一個國家表示了“保留態度”。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投棄權票的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外務省對此也已經默認。
日本政府一直表示支持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從亞洲產生。但對於韓國的潘基文參選卻一直沒有明確的表態。日本政府希望以支持韓國人競選聯合國秘書長作為籌碼，通過這張外交牌迫使韓國在一些問題上做出讓步，比如，緩和韓國盧武鉉政府對日本的強硬態度。
日本和德國等四國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提案，韓國是投了反對票的。日方的想法是，韓國明確表明支持日本入常的話，日本也將明確支持潘基文當選聯合國秘書長。但是出乎日方意料的是潘基文當選的呼聲越來越高，最後出現的是日本成為唯一一個沒有投贊成票的國家，而且還是一個亞洲國家。這是日本外交的誤判，結果造成被動局面。日本圍繞聯合國秘書長競選展開的這一系列外交行動，突顯了其外交的不成熟。
首先，在如何處理多邊外交和雙邊外交的關係上，日本顯然存在誤判。聯合國外交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和參與性最為廣泛的多邊外交的場合，“聯合國外交”是各國開展多邊外交的中心。日本戰後的外交政策中的兩個支柱就是日美同盟和以聯合國外交為中心的國際協調。從這次日本的外交行動可以看出，日本將雙邊關係的問題帶到多邊場合，不僅讓亞洲國家感到失望，而且也讓非亞洲國家感到日本外交氣度的“狹窄”，對於日本國家形象有很大的損害。
將雙邊問題帶到多邊場合，是日本外交活動常見的毛病。比如，日本曾經多次試圖將朝鮮綁架日本人事件放入到六方會談的議題中去。筆者並不是認為這個問題不重要，但是作為多邊場合，六方會談的主要目的是討論朝鮮核問題。如果將雙邊的問題也帶入會談中，不僅會讓會談變得更加複雜化，而且還會分散各方的精力。可以說日本外交在處理雙邊和多邊關係的時候，沒有很好地認識到兩者的區別，這是日本外交不成熟的表現之一。
如何處理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間的關係，也是擺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日本的外交評論中經常出現關於“某某牌”的字眼，外交談判經常是國家間討價還價的過程，但是並非所有的外交都是即時即刻的等價交換，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則問題的時候。
自1971年聯合國秘書長、緬甸人吳丹卸任以後，就一直沒有亞洲人擔任這個職務，此次競選中，各國政府基本上都傾向于支持新任秘書長從亞洲產生，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應當儘早表明支持的態度，尤其是在日韓關係不好的情況下，日本更加應該率先走出這一步。這樣不僅可以贏得亞洲各國的共鳴和尊敬，也將為世界各國所支持。然而日本只考慮到眼前利益，希望儘快推動安倍訪韓的實現，所以其態度一直有些曖昧，結果弄巧成拙。日本的行為不僅讓亞洲各國感到“寒心”，更使自己失去了獲得長遠利益的機會。
筆者不禁聯想到日本曾不停地要求中國方面對日本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ODA）進行大力宣傳，而且要求中方積極表示感謝。事實上，無論是從中國領導人會見日本客人時的談話，還是從在日本援建項目前立碑都能夠看出，中方對日方的援助是持有謝意的。由援助國提出要求，命令受援國表示感謝，這種行為是讓人很不愉快的，中國對外援助中的重要原則就是不附帶任何條件。ODA本應成為有利於日本長遠利益的項目，卻因為其貪圖眼前利益而招致別人的反感。日本這種短視的“重商主義”行為也是其外交不成熟的表現。
對外交表態的時機拿捏不准是日本外交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日本的亞洲外交經常出現的問題是做出決策較慢，在需要做出承諾的時候猶豫不決，或者故意拖延以謀求更大的回報。但一些事例表明，日本往往錯失良機，即使後來追補，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2003年當東盟同時向中國和日本發出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邀請時，中國立即做出了加入的表態，而日本卻因害怕這一條約與日美同盟的精神相左，而沒有立即做出承諾。事實上這個條約本身並沒有要求日本做出什麼樣的讓步，東盟的邀請是對東亞各大國參與地區合作態度的試探，日本的猶豫使得東盟各國十分失望。雖然在當年年底在東京召開的日本—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上，日本簽署了該條約，但是爽快的承諾和扭捏猶豫的接受的外交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此次在支持潘基文競選的問題上，日本媒體曾有報導說，安倍將會在和盧武鉉會談時正式表明對潘基文的支持態度，拋開這種說法的真假不說，潘基文的提前勝出讓這種“馬後炮”式的表態完全失去了意義。
此次日本圍繞潘基文競選展開的外交活動，表現出日本亞洲外交的目光短淺和實用主義，這十分令人擔憂。如果日本不能很好地解決好上述問題，當年由福田赳夫首相提出的，與亞洲國家建立“心與心的關係”的建議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實現。（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