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31日電／中國時報“南方朔觀點”今天起暫時劃下休止符。南方朔特別發表休筆感言，稱這個專欄與時代共起伏，它是二○○六年的見證。
南方朔說，我不知道未來的歷史將用什麼筆法來寫台灣的二○○六年，但對生長於此的我們，它卻無疑的是“崩壞之年”。由於政客要保護非法利益，台灣任何可以下刀切割處，都被這樣那樣的理由恣意切割撕裂。於是從政治、司法、教育、媒體，甚至整個社會，無不混沌錯亂，充滿了痛苦、憤怒、不信任，甚至嗜血的慾望。它顯露在人心上的，則是亢奮、悲觀、無奈、得過且過的虛浮，以及由此而支撐出來的奇特繁榮。
這是一種漏斗型渦狀下墜社會的景觀，它失去了意義，只剩權力和貪慾。
而歸根究抵，這當然是台灣的領導出了問題。哈佛大學公共領導中心研究部主任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說過：“差勁的領導，不只是差勁領導者的錯。我們每個人，全都參與其事。”當一個社會愈來愈多元複雜，它必須用更好的方式來領導，這時候反而更容易產生舊式的壞領袖，藉著簡化一切，製造摩擦而圖利於己，整個社會的上升可能性也就因此而被壓抑和剝奪。凡企圖挑撥和利用人性弱點的即是壞領袖，只有良善存心，希望喚起人性優點的才是好領袖。當代“領導學”大師之一的伯恩斯（James M. Burns）即指出：“領導出現在領導者及跟隨者將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際。”
南方朔又說，因此，看著二○○六年台灣的亂象日深，社會在被切割撕裂下也更加的凡事皆開始雙重標準化。而由人類的普遍歷史，我們都知道任何社會一旦雙重標準化，其實也就等於不再有任何標準，是與非也將混淆不分，而一旦走到這個地步，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代價。而要化解這種咀咒，人們慎選好的領袖也就變得日益重要，近年來，由於全球政治普遍惡化，煽動型領袖普遍可見，因而“領導學”遂在警惕中興起。這門新興的學科所要告誡的，就是如何分辨領袖，以及一個好的領袖的當為是些什麼。
曾任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校長的當代“領導學之父”華倫．班尼斯（Warren Bemmis）在《領導者該做什麼》這部名著裡就再三指出，好的領導者要以創造願景、超越撕裂、提升大眾為目標。而當代另一“領導學”教父馬克．葛容（Mark Gerzon）也在《調停者》裡指出，好的領導者不利用衝突來圖利自己，而要穿過摩擦來圖利大眾，當代“領導學”有太多啟示值得我們這個煽動家太多，好領袖太少的社會來借鏡，也提醒我們國民對代價將由我們支付的壞領導要特別提高警覺。
從二○○六到二○○八，台灣的泛政治化將隨著北高市長、“立法委員、總統”三項選舉而到達不可思議的緊張點。誠如游錫堃說過的，“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的政治”。南方朔說，我不知道我們會如何的“自作自受”，只能在休筆的此刻，祝台灣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