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5日電／環球雜誌載文稱，中國正處在其歷史上一個令世人矚目的崛起期，而這也同時是亞洲的崛起期。如何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促進這一活力向亞洲的擴展，追求亞洲的連動發展，成為這一地區有識之士熱烈討論的主流話題。今年早些時候在東京舉行的“日中產學官交流論壇∶中國的大城市群與東亞經濟圈”上，來自中日兩國的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與展望。
亞洲經濟進入連動發展時代
文章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1/4世紀裏，實現了平均9%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其結果是，中國從一個封閉貧窮的國家躍進為僅次於美國、德國的世界第三位貿易大國。GDP的規模也躍升為世界的第四位。2005年貿易順差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GDP首次超過了2兆美元。
東京經濟大學周牧之副教授認為，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從結構上看具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中國的發展是建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的大分工、大交流型的發展，特別是與東亞區域內的分工非常密切。東亞各國分工的深化導致東亞區域內貿易率從1980年的34%上升到2004年的55%。
第二個特徵是中國經濟增長極的巨大化。從地理上看，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這三大城市群。中國經濟今天正在向大城市群急劇地集中。2005年三大城市群創造了中國GDP的42.4%和出口的77%。
第三個特徵是大規模利用世界資源。中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能夠獲得利用世界資源的國際環境。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以三大城市群為中心，利用世界資源的規模正在急劇地擴大。例如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始於1981年，到2005年其規模已經達到了27,500萬噸。近年石油的進口也在劇增，2005年達到 12,700萬噸的規模。對世界資源的大規模利用是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雖然進口了大量資源，但是中國的人均能源以及鐵礦石的消費量還很低。中國對世界資源的進口今後還會持續增長。
文章指出，日本今天的經濟結構有著與中國經濟相似的特徵，而且中日經濟正在不斷地深化分工和合作。2004年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成長的中國市場產生了巨大的需求，成為支撐日本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也在中國創造了超過1000萬人的工作崗位。
周牧之據此認為，中日經濟已經進入了互相依存的時代，中日兩國的經濟都在從以國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向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開放經濟進行轉型，“鴉片戰爭以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存在感不斷降低，直到今天亞洲才重新開始增大在世界經濟中的存在感，在這背後亞洲各國經濟的互相連動和分工合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長、日本綜合研究所會長寺島實郎很認同周牧之的觀點，他列舉數字說，2004年亞洲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4%，綜合許多資料可以預測，到2030年亞洲占世界GDP的比重將超過50%，“在1820年，中國、日本和印度當時占世界GDP的比重超過了50%，也就是說，在這以後的近 200年，我們經歷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兩百年後的亞洲正在重新向超過世界GDP50%的時代復蘇。”
上世紀80年代，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先生曾提出著名的“雁行模式”：即把亞洲國家的發展比喻成大雁的飛行，以日本為領頭，其次是亞洲四小龍、中國、印度、東盟等依次梯隊發展。
寺島實郎說，過去有很多日本企業接受了這一理論，制定了從東京放射狀看亞洲的經營戰略。但是現在日本企業大多認識到亞洲今天進入的是一個連動發展的局面。日本領頭牽引亞洲經濟發展的認識是一個錯誤。中國、印度、東盟各國都有著各自形態不同、大小不同、性能不同的引擎，牽引著經濟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各國發展互相連動，所以今天的日本企業在中國設廠時，已經不再是用如何從日本的本社提供零部件這種思維來設計它的供應鏈，而是進入了以在中國的工廠如何實現最恰當的零部件供應、最恰當的市場供給為核心的發展階段。”
寺島實郎提出了一個“大中華圈”的概念，其所指包括中國的大陸、台灣、香港和華人人口占78%的新加坡。日本目前對大中華圈的貿易比重高達28%，而對美貿易比重不到18%。他說，日本現在陷入了頭腦和身體分離的狀態。所謂的身體也就是日本的下部構造已經進入了與亞洲，特別是與大中華圈不可分割的時代。但是腦袋，也就是上部構造的90%以上還是偏重與美國的關係。雖然日美關係很重要，但如何深化與亞洲的有機連動是日本的重要課題。目前日本的腦袋處於昏濁的未整理狀態，而身體卻已經發生了質變。這使日本迷失了對未來的方向感。
繁榮和緊張的亞洲海洋
文章說，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這三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們的對外開放性。周牧之說，歷史上中國也曾經出現過對外開放的大都市，例如唐代的長安，作為絲綢之路出發點的長安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世界都市，然而在唐朝滅亡以後的一千多年漫長歲月裏，中國選擇了自我封閉。今天中國出現了面向海洋的開放的巨大城市群，有著重大的意義，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它對亞洲的經濟政治格局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人們都希望把東海變成和平的海洋，但實際上今天的東海仍存在包括領土糾紛，石油、天然氣等海洋資源開發爭議，安全方面的相互戒備等許多危機。朝日新聞社特別編輯委員、專欄作家船橋洋一說，“這些問題起源於這一地區國家在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對海洋以及海洋資源如何看待所引起的磨擦。”
他說，中國和東亞各國和地區都是通過利用海洋而發展起來的。1970年代的“四小龍”是如此，1980年代的印尼、馬來西亞也是如此。在東盟加日中韓這13個國家中，沒有海岸線的國家只有老撾，其他國家都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都面對著海洋，歷史上的發展都與海洋息息相關。
中國的大城市群就是建立在這種對海洋依存的基礎之上的。今天中國作為海洋國家正在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日本和中國都是世界上擁有島嶼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有12個省和直轄市面海。作為海洋國家，中國在宋代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明代永樂帝時期的鄭和曾經進行過7次大遠征。但此後中國突然進入了鎖國狀態，採取了海禁政策。受中國的鎖國影響，李氏朝鮮、德川幕府的日本也相繼採取了鎖國政策。此後亞洲主要國家在沒有創建海洋合作機制的情況下進入了21世紀。這就是亞洲海洋的現狀。
船橋洋一介紹說，日本有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創建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聯合起來的海洋民主主義聯盟。這種想法明顯是針對中國的。他們認為中國是大陸國家，日本是海洋國家，是民主主義國家，而中國不是，所以應該分成兩個陣容。
船橋洋一認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首先必須看到中國作為海洋國家發展的一面，同時還要看到，作為海洋國家的發展是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契機。對於中國而言，如何與亞洲各國一起來開發海洋，保護海洋，然後通過海洋來加深互相的分工和合作，已經變得非常重要。這些對未來提高中國的海洋性和開放性有著重大的意義。
周牧之指出，亞洲今天進入了同時具有成長和緊張兩個側面的時代。可以說，中國從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型帶來了亞洲的成長和緊張，“600年前，鄭和曾經7次遠航，建立了一個巨大的貿易圈。但此後的600年間，亞洲的海洋裏失去了亞洲自己的交易體系。”
周牧之認為，中國重新回到封閉的內陸國家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亞洲需要營建區域內的海洋交易體系，但是這還沒有真正開始。例如中國的集裝箱港口雖然取得了迅猛發展，但是亞洲區域內的海運物流最需要的卻不是集裝箱船的運輸。這點從日本國內的物流結構可以看到，日本的國內海洋運輸用的都是裝卸更加便捷的 RORO船和汽車渡船。亞洲區域內的需要強化小量、多頻度、高速度的海運物流，這樣的物流體系在亞洲還沒有能夠實現。其原因與其說是物理的問題，不如說是國與國之間海運政策交流的問題。
原日本綜合開發研究機構理事長、原日本經濟企畫廳次官星野進保說，並不是集裝箱港口越大就是經濟發展的象徵。從日本的經驗來看，港口最初作為出口港來發展，然後出口港再逐漸轉變為原材料的進口港。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產業結構的變化，直接反映到港口形態的變化。今天中國的港口作為原材料進口港的發展也非常迅速，但是如果中國的能源消費效率提高，原材料的進口得到抑制的話，中國港口的發展又會呈現另外一番景象。
“思考海洋是什麼非常重要。”星野進保說，“從海洋資源上看，還有著很多未開發的領域。例如日本最近深層水的利用非常流行，把從深海裏採取的水通過處理用在飲用、化妝等領域很受歡迎。從這個小小例子可以看到對於海洋的利用不應該僅僅是局限在捕撈漁業資源或者是通行船隻，海洋還具有很多我們可以開發的資源。所以我贊成要一起來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海洋資源。”
創建亞洲共同發展的機制
寺島實郎說，亞洲的未來需要智慧的連動，尤其需要日中雙方有頭腦的人進行交流。因為在目前政冷經熱的狀態下，東亞共同體的現實性，以及在亞洲能否實現像歐洲那樣的經濟共同體，雖然顯得很渺茫，“但是，如果在一個一個的課題上實實在在地互利合作，這些合作的累積將會成為未來亞洲共同體的基礎”。
寺島實郎還認為，如果能夠形成亞洲的資金為亞洲共同利益迴圈的機制，將會對整個亞洲產生巨大影響。日中韓三國加起來的外匯儲備超過了2兆美元，如果能夠拿出其中5%來進行項目合作，將會有重大的意義。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提倡的湄公河三角洲的開發；又如鑒於麻六甲海峽的繁忙，現在中東石油的70%都被運往中日韓，而這些石油都要通過麻六甲海峽，因此可以構想開闢橫斷馬來半島的運河；再如，如何協助中國解決環境問題。實現這些對亞洲各國有共同利益的專案需要創造共同合作的機制。
船橋洋一說，1970年代在歐洲，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的周邊國家雖然分別屬於敵對陣營，但卻超越了這些障礙一起合作進行了海洋的環境保護，例如利比亞與以色列一起簽署了《禁止地中海海水污染》的條約，蘇聯與德國等波羅的海國家共同制定了保護波羅的海環境的條約。
而在亞洲，這樣的海洋環境管理制度的建立還剛剛起步。船橋洋一指出，東中國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都是世界級的漁場，如此豐富的漁業資源得惠于阿莫爾河和長江。阿莫爾河給海洋帶來了西伯利亞森林的豐富營養。長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把高原的冰雪最終注入東中國海，“在亞洲有著森林和海洋的迴圈，可以說森林是海洋的戀人，中日之間需要共同擁有這樣的認識”。
船橋洋一還說，日本曾經出現過由海洋污染引起的水俁病。當時被污染的海洋過了50年才得到恢復。經歷了高度增長造成環境污染悲劇的日本，如何將自身的經驗教訓告誡給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們，應該是日本的責任。
而對中國而言，如何與亞洲各國一起來開發海洋，保護海洋，然後通過海洋來加深分工和合作，已經變得非常重要。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計畫司司長楊偉民認為，要真正地保護海洋，必須對流入海洋河川的上流進行環境治理，“例如在中國的三江原地區，中國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已將這一地區列為禁止開發地區，以此來保護黃河、長江源頭地區的植被和水資源，防止泥沙的流出。這種限制開發的構想不僅是為了保護內陸地區的生態，更是著眼于保護海洋的環境。”
謀求新的發展模式
楊偉民說，今天的東亞進入了一個非常繁忙的時代，計劃經濟下的中國只要工作8個小時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今天的中國人要工作得更多，中國的大城市群今天成長為世界工廠，每年中國要給60億的世界人口每人生產一雙鞋，每人生產兩米布。為了持續這個世界工廠，中國人必須辛勤地勞動。
但是也可以考慮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說西班牙人上午10點上班，下午1點到4點午休，然後黃昏時早早下班，去看鬥牛，去聽音樂。即便這樣，西班牙的經濟也取得一定發展。
因此，楊偉民認為，中國需要考慮選擇什麼樣的發展模式，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中國還能不能夠繼續今天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今天全世界的鋼鐵、水泥等工廠都在向中國轉移，這種工廠大轉移在中國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中國人為此拼命地工作，生產出大量物資供應世界。”楊偉民說，“但我不認為這種模式能夠持續下去，今後需要重新考慮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分工體系。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應該有自己的位置，對這一點各個國家需要協商和討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