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30日電／台灣最新一期《新新聞》雜誌封面文章“檢察官不起訴的勇氣”文章說，過去這兩個星期，政壇上最常被問的問題顯然是：“馬英九該怎麼辦？”特別費弊案烏雲罩頂，反應上左支右絀，好像如何說都說不清楚，連帶影響了原本因林濁水、李文忠辭職帶給陳水扁的壓力，也牽動了北高選舉直到二○○八“總統”大選的情勢。然而特別費的後續發展，現在應該開始有了移轉問題方向的力道了，“馬英九該怎麼辦？”已經有了初步答案，接下來浮現的真正關鍵問題成了：“那，檢察官該怎麼辦？”
造成這種移轉效果的，是馬英九以外其他行政首長特別費狀況陸續曝光。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法院長”翁岳生支領及運用特別費的資料，翁院長的特別費在今年九月之前，也是一概直接匯入薪資帳戶，如果這項行為形成實質違法，那麼帶頭違法的，就不是台北市長，而是司法界龍頭了！
文章說，沒人講司法界龍頭就一定不會、不能犯法，然而馬英九、翁岳生不是政界特例。有類似特別費運用、報帳狀況的，不可勝數。 於是問題核心，顯然不在馬英九或翁岳生的操守，而在一項行之有年的認知，一項因為沒有法律根據，所以從馬英九以下沒人敢公開說明的認知，那就是－－大部分政務官是將不必單據核銷的特別費，視為薪資的一部分。
文章說，能接觸到、問到的政務官，從中央部會到地方政府，到地位曖昧的海基會，每一位回想初踏入政壇時，對於薪資待遇的瞭解，幾乎都是將薪俸與半數特別費合併計算的。甚至還有很多位，一上任時，會計單位或暗示或明示，告訴他們祇要能拿到單據；另外一半也是可以自由支用的。 這是政治圈真正的現實，尤其在政務官本薪和企業經理人薪資水準，落差愈來愈大的情況下，許多爭取人才效勞的政府首長，不約而同以特別費金額來膨脹政務官收支，增加人才晉用時的競爭力。
◎矛盾的事實：調查最大挑戰，法條長期與現實脫節
這是特別費問題真正的根源，卻是一個如今在檢察系統監視下，沒有人敢承認的事。不祇是馬英九說不清楚，事實上是大部分領過特別費的人，都說不清楚。為什麼說不清楚？因為在這個節骨眼上，很可能一講清楚，就被檢察官拿來當做貪污自白的證據，誰擔得起這種風險？
結果當然就是：每個被迫要說明的人，都用一些形式的、含糊的語言交代，觸不到實質花用狀況。馬英九帳戶裡餘額都拿去做財產申報，固然有問題；蘇貞昌說花不用單據部分，不夠才花要單據的，就沒問題嗎？既然沒有單據，要怎麼證明這部分都先動用花光了呢？ 一筆筆糊塗帳、一筆筆爛帳，始因於“潛規則”與“顯規則”南轅北轍，偏偏靠口耳相傳，便宜行事的“潛規則”，其勢力還大過“顯規則”。許多行政首長從來沒看過關於這部分特別費的規定條文，都按照部門會計報帳人員，口頭告知可以怎麼做、該怎麼做。
法的存在不能被否認；然而法條法意長期與現實脫節也是不能被否認的事實。盱衡這兩項矛盾事實，成了今天負責調查的檢察官，不能逃避的最大挑戰。 檢察官有一種最容易採取的態度，就是一切“依法處理”。法是怎麼寫怎麼訂的，那就比對行為與法之間有沒有悖逆，如果有，就一律起訴、一律追究。這種態度，看來專業、合理，卻是最偷懶、最不負責任的。因為這種態度，目前可以清楚看出，必然帶來使眾多現在、從前行政首長遭到查辦的結果。目前還可以清楚看出，這種態度，如果不受政治偏見左右，真要貫徹到底，那又必然得投注大量調查人力、物力，由近而遠，步步追究。
◎道德法制化：改變社會習慣，遵守法不責眾原則
法律的訂定與執行，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叫“法不責眾”，或“法不凌眾”，意思是：法律不應該處罰一般人、習慣性的行為，因為法律本來就是從一般人的道德、行為規範出發，將之法制化，並賦加公權懲罰威嚇，予以強化、固定化。如果法律不是執行一般道德、行為規範，而是將與一般人的慣常行為相違的標準，強予執行，那就不再是法律服務社會，而是法律欺凌在社會之上，成為另一種霸權形式。
那，法律可不可以引介進步概念，改變社會習慣？法律哲學討論的基本共識：是的，法律可以介入改變習慣行為，然而達到如此積極訓誡性目的的過程，不能一下子就以懲罰手段行之，更不能溯及既往裁罰了。要改變習慣，法律必須有相應的教育宣導過程。 如果檢察官就是一律起訴，一律追究，還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後遺症。正因為牽涉其中的歷來政務人員人數那麼多，那麼先起訴誰、後起訴誰，以什麼樣的標準決定追訴到哪裡，就不可能不帶來政治衝擊。有可能訂定出一套沒有政治立場疑義的公平標準、公平程序嗎？很難吧！ 那麼，檢察官有別的選擇嗎？當然有，檢察官可以、也應該承擔起以法律見解替法律條文解套的職權責任，全面審視特別費問題，而不是祇考量自己手中正在調查的個案。
◎專業執法者：理解法與現實，背負與時俱變責任
法律、法學是一門永遠在跟時間賽跑、角力的學問。法律通常反映訂定法條時的社會概念，可是社會會一直改變，不會停滯在法條訂定的時空條件下。社會變了，理論上法律也該隨而改變，然而法律有其修訂程序，沒有任何社會可能隨時動態調整法律。 為了降低法之過時，英美法系採用了陪審制度，讓現實生活裡的一般人，各行各業憑藉社會常識來決定有罪無罪，法官祇負責控制審判流程，以及必要時協助量刑。台灣承襲的大陸法系，沒有陪審制度，於是“與時俱變”的責任，就必須加諸法官、檢察官等法之專業執行者身上。
這回，專業執行法者不可能再以他們不明瞭法與現實之間差距，做為理由了。因為法院系統與檢察系統的首長自己都牽涉入特別費的爭議問題裡，逼迫著專業執行法者必須理解這中間的變化。 專業執行法者可不可以不按照法之明文，訂定不同標準來執法？為了保障法不要與時代脫節，不要因為與時代脫節的法條規定，結果使得執法成為實質擾民、破壞社會秩序。我們非得在執法層次，承認這種空間存在不可。
◎追求合理性：修改特別費規定，確立公／私界線
不是要替任何政治人物“解套”，而是為保有司法與時代相呼應，並追求基本合理性的空間。目前的檢察系統，應該勇敢地對特別費問題，依據職權做出不起訴，或寬鬆起訴的認定。同時，立法院也該盡快研擬修改特別費規定原本不合理的部分，訂定出明確“公／私”分野界線。是“私”的，就和薪資一樣，沒什麼好追究的；但如果是“公”的，那就沒有一筆錢可以沒有透明監督。
這樣處理特別費紛爭，省掉政治惡鬥，卻並不影響對於真貪腐的追查。依照陳瑞仁在“國務機要費”案上採取的標準，任何人用不實單據報帳，就有偽造文書之嫌；支領走的費用，沒用在公務上，就涉及貪污取財；這兩條標準依然有效，可以繼續監督政治首長們的公費運用。 該是台灣司法系統拿出勇氣，介入社會幫忙解決紛爭的時候了，希望他們別把自己看得太小，更別把自己的職權看得太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