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秋到深冬，林東博士受國家教委國際交流協會委派，赴美參加艾森豪威爾基金會東北亞地區交流項目，一路上走訪了40多家美國智庫、防務機構和軍事院校，會見了180多人。
對話鮑威爾：從急流勇退到合作雙贏
當前助理國務卿沃爾夫先生介紹我是來自中國的軍人時，會談的場面一時似乎有些緊張。由於我的座位前沒有放麥克風，我順便說了句：“抱歉，誰能讓我借用一下麥克風嗎？沃爾夫主席可能因為我當過炮兵，以為我說話不需要用擴音器。”場下頓時傳來一片笑聲，大家都變得輕鬆起來。於是，我開始與鮑威爾對話。
林東：預測未來是指揮官的一個重要素質，我知道您辭去國務卿一職與伊拉克戰爭有關。可在當時，伊拉克的形勢還未急轉直下，可您在您的領導力處於巔峰時刻卻急流勇退，著實讓世人大吃一驚。我想問您辭職的時候是否就已經預料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形勢？這是否印證了您作為領導者的遠見？
鮑威爾：在伊拉克戰爭之前，我主張通過聯合國核查機制來解決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我不認為當時形勢已糟糕到非動武不可，特別是不希望我們單方面動武。但我要履行自己的職責，貫徹總統的決心。
後來辭職主要是從解決戰後伊拉克問題來考慮的。我們當時爭議很大，我提議與相關方一起辭職，讓總統選用新的領導班子來重新處理中東問題。我先辭職，但可惜別人沒響應我。
現在再看伊拉克戰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作戰，這一階段幹得不錯。當時我要做的就是實現快速決戰。當我們攻佔巴格達後，我最關心的是戰後該怎麼辦。而後則進入重建和平階段。這時出現了失誤，美軍陷進了泥潭。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現在到了第三個階段，從今年早些時候起，伊拉克的什葉派武裝和遜尼派武裝打起了內戰，情況變得更加複雜，需要調整方略，慎重處置。
鮑威爾：上校，你認為現在全球化條件下，作為一個領導人，一個指揮官，最難做到的品質是什麼？(此時，大廳裏突然變得寂靜無聲。鮑威爾將軍和大家一起盯著我。我停頓了一下開始回答)
林東：是合作，將軍閣下。從我的經歷中，我感覺到合作是當今各級領導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品質和能力。領導之間的合作比一般人之間的合作要難，官越大合作起來難度越大，世界上最難的合作就是在聯合國的桌子上。（這時場上傳來一片笑聲）
今天，中美兩國共用市場經濟，兩國企業家、經濟學家的合作走在了軍事的前面，我們需要追趕他們。過去中美兩國處在不同的經濟體內，兩國經濟體之間交流少，雙方的安全合作自然也少。但現在我們需要為同一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塑造安全環境，我們在安全領域上有著共同的責任。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未來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安全問題需要我們共同來解決。中美雙方對話越多，合作越多，世界的安全就越有保證，中美兩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步伐也就會越大，我們兩個團隊都能贏，這就是雙贏。
與鮑威爾將軍暢談領導能力
我想，與美國前國務卿科林·盧瑟·鮑威爾見上一面，再共同平等地討論一些問題，對於全世界研究軍事的人來說，都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美國當地時間11月16日,在華盛頓，我的願望實現了。
年近70歲的四星上將鮑威爾自己開著車，獨自一人從幾百公里外的新澤西趕來。
專門從事軍事研究的我，雖然此前與鮑威爾從未謀面，但對他並不陌生。
作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參聯會主席，他處置了28場軍事危機；作為美軍及其聯軍最高指揮官，他謀劃和指揮了海灣戰爭，這場戰爭抹去了越戰在美國人心中長達40年的悲觀情緒。此後他作為國務卿還在“9·11”後快速組建起美國全球反恐聯盟，可謂文武雙全。
如今，他在謀劃和決策海灣戰爭中留下的信條深深地浸透到美軍作戰行動中，如“戰爭只是最後的選擇；確定清晰而有限的目標；獲得國內外支援；牛刀殺雞，對敵形成壓倒優勢；全力以赴，快速決戰，減少傷亡；允許敵人有條件投降，見好就收，全身而退，不可戀戰”等等，它們被稱為鮑威爾戰爭法則。他本人也被西方人士奉為當代傑出的軍事統帥、外交家和駕馭危機的大師。
面對這樣一個知名人物，對他的出場我想像不出該是何等的榮耀。但當得知年近70歲的四星上將鮑威爾自己開著車，獨自一人從幾百公里外的新澤西趕來參加與東北亞地區的學者會談，不禁肅然起敬，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在將軍的評價報告中，他被定位是缺乏能力的指揮官。
實際上，任何名將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從戰壕裏爬出來的，鮑威爾也不例外。
在越南戰爭期間，他從被擊中、隨時可能爆炸的直升機裏救出十幾人，其中還包括一名將軍；他在一線巡邏時掉進了北越挖的竹尖陷阱，差點送命。他的事跡被記者登了出來，又恰巧被駐越美軍司令看到，從此走進高級參謀部。越戰結束後，他作為校級軍官在國內外任職。
由於性格秉直，堅持己見，鮑威爾數次開罪上司，幾乎斷送了自己的前程。最嚴峻的是在科羅拉多州福特卡森基地工作時冒犯頂頭上司霍達切克少將，在將軍的評價報告中，他被定位是缺乏能力的指揮官，多虧有貴人相助才沒被淘汰出局。對這樣的經歷，鮑威爾在我們面前坦然說起，“我人生價值最看重榮譽、事業和家庭這三樣”。
當好指揮官的三個秘訣：展現說服力，用好資訊技術，為團隊裏每一個人創造贏的機會。
在談到一個指揮官應具有說服力時，鮑威爾說“用證據、事實說話最有說服力，而不是搞長篇大論”。
他說，我在越南服役時是尉級軍官，手下幾十號人，防區是兩棵樹間的範圍；後來到德國的時候，我已經是將軍，手下有7萬多人，防區仍是兩棵樹，不過是在柏林墻的這一邊。在我的辦公桌上一直壓著一張前蘇聯將軍的照片，他就是我對面的華約軍隊指揮官，我們都守著這兩棵樹。到了做預算的時候，我到國會要錢，沒有長篇大論，只是將對面老兄的照片一邊抖給議員們看，一邊對他們說，瞧，我就是因為這傢夥向你們要錢。結果國會批准我的預算很痛快。後來柏林墻倒了，這位蘇軍將領率一個代表團來訪問，我跟他說起這事，結果他對我說，“‘彼此彼此，我的辦公桌上也有你的照片，我也是用你的照片向國內要槍要兵。’然後我倆哈哈大笑。”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鮑威爾的第三個經驗，“一個好的指揮官要使組織內每個人都成為贏家，而不是自己一個人贏”。
他回憶說，在部隊時他專門組織一些無規則的球賽，不設定標準，讓每個隊員都有贏球的機會。為使低級別的軍官敢於同自己平等地探討問題，他在當參聯會主席時，在屋裏特意放了一張圓桌，跟校尉級參謀一起研究問題，並讓一個上尉來主持。
有一次，總統要了解美國和墨西哥邊界的情況，他對兩個上尉說，你們最了解情況，明天就是你們向總統彙報，而不是我，也不是你們的部長。第二天，彙報一開始，年輕人還有點緊張，後來就自如了。總統問的幾個問題都得到了滿意的回答，總統很高興。當然，年輕人更高興。“總統一走，兩人就忙不停地給親戚朋友打電話，彙報與總統面對面的感覺”。
鮑威爾將軍向我行了一個標準的美式軍禮。
會談結束後，當我準備與鮑威爾將軍合影時，一件猝不及防的事發生了，鮑威爾將軍朝我大跨一步，對我“啪”地來了個標準的美式軍禮，我快速反應，立即還禮。在正式場合中我們兩人著便裝互致軍禮恐怕都是頭一次，我們彼此都很激動。
我立刻拿出已準備好的禮物——一件印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標記的紅領帶，鮑威爾高興地將其挂在胸前。一陣燈光閃後，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記憶。（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