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1日電／《中央日報》網路報今天發表社評說，在這次北高選戰進入白熱化的時刻，陳水扁為了拉抬同黨參選人陳菊的聲勢，曾公開宣稱他“愛死高雄”，選後他要“搬到高雄住”。如今，陳菊以些微差距領先對手黃俊英，所謂“君無戲言”，當媒體追問阿扁是否要履行承諾時，他的回答卻是：“選舉已經結束了，該是做事的時候。”這一問一答之間，傳遞的卻是今天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錯誤訊息，那就是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政治人物在競選過程中所作的任何承諾，只能當成是選舉語言，不必當真。
社評說，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則回顧民進黨執政後的台灣民主選舉過程，我們發現理想和現實之間，竟然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政治學教科書上說，影響投票行為有三種主要的因素：候選人、政黨和政見。但在台灣，這三項因素似乎只具參考價值，關鍵卻是選戰的策略，也就是要懂得如何操作選舉。以這次高雄市長的選舉為例，我們根據上述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三項因素來判斷，就很難出現目前這樣的選舉結果。首先，就整個選舉的大氣候而言，民進黨政府一連串的貪腐事件，是從高捷弊案敗露揭開了序幕，但身陷弊案危機的當事人，居然還大搖大擺地站在競選舞台上，而高雄選民卻還視若無睹；其次，高雄在民進黨執政下，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居不下。高雄港從全球第二掉到第六，如果台灣經濟出現被邊緣化的危機，則高雄更是首當其衝，受到的影響最大。
民進黨當然了解大環境的不利，因此刻意避開貪腐不談，而以民粹作為訴求的重點。除此之外，國民黨方面有人事前己提出警告，要大家記取“三一九”的教訓，當心民進黨在選情緊時會故態復萌，拿出當年的“奧步”。結果不幸而言中，高雄“走路工”事件就是“三一九”的翻版，阿扁一席球員兼裁判的不當談話，發揮了陳菊票數領先的邊際效應。
社評表示，如果民主選舉的最高價值是以成敗來論英雄，則我們不禁要問：“數人頭”和“打破人頭”之間，究竟有何差別之處？面對一埸不公平的選舉，黃俊英陣營要求重新驗票，並提出當選無效告訴。民主須以法治為基礎，黃俊英當然有權經由司法途徑討回公道，但根據“三一九”和八年前高雄選舉時錄音帶風波的經驗，我們對於調查結果能否出現翻盤，並不存有信心，這也是台灣民主道路上的一個盲點。
阿扁要不要搬住高雄，這是他的家務事，但他對高雄和高雄民眾的認知，卻凸顯出台灣幅員雖小，卻己存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台灣人民都知道政客慣用的選舉語言，但為什麼大家都會信以為真，受到感動？當人民埋怨政客不斷設下騙局的時候，大家也必須反躬自省，為什麼會那麼容易一再受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