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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政治僵局打開後，中日關係各個領域明顯呈現改善和發展勢頭。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12月11日電／將於16日出版的中國《環球》雜誌刊載題為《“中日關係打開僵局重現曙光”──專訪中國駐日本大使王毅》的署名文章，新華社轉發全文如下：
《環球》：你認為日本在中國外交全局中佔有什麼樣的位置？
王毅：中日有著兩千多年交往史，這是其他國與國關系所沒有的。漫長交往史中積澱了先人的諸多智慧與遺產，我們可以取之不盡。古代，中國曾是日本長時期學習借鑒甚至是模倣的對象﹔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則給中華民族造成過一場浩劫。可以說，中日雙方在不同意義上都曾對彼此的民族進程產生過直接和重大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和中國幾代領導人都十分重視中日關係並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目前中國正在推進全方位外交，視大國為關鍵，周邊為首要。日本既是大國之一，又是周邊近鄰，具有雙重屬性，是我們在運籌外交全局中經常需從多角度考慮權衡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已成為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兩國貿易額今年有望突破2000億美元，與中國和整個歐盟的貿易水平相當。日本累計對華投資超過3．6萬個項目，中日之間結有近300對以上友好城市，今年兩國人員往來將超過450萬人。雙方在經濟上已形成密不可分的互利共贏關係。
中日同屬趕超型國家，中國目前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日本曾經經歷過的。日本的經驗和教訓較之其他國家頗具參考之處，對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也有借鑒意義。
中國和日本同為對全球尤其是對亞洲事務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雙方在地區和國際舞台上，也有必要加強對話與溝通。
可以說，無論從歷史淵源、現實利害還是地緣互動看，日本在中國外交全局中都佔有獨特及重要的地位。
《環球》：今年中日關係為什麼能夠實現轉圜？
王毅：過去5年多時間裡，由於日本前領導人一意孤行，堅持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致使中日關係出現復交以來最困難局面。眾所周知，中日關係戰後得以重建發展的政治基礎，是日本政府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承擔侵略戰爭的責任，承諾正確對待這段歷史。而甲級戰犯是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禍首的象征，任何美化或肯定甲級戰犯的言行，中國人民都決不同意，亞洲各國及國際社會也難以接受。
靖國神社問題嚴重阻礙了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中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始終是堅定的。但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最終要由日方自己做出判斷。幾年來，經過日本國內的討論和反思，不贊同參拜的聲音逐漸佔了上風。今年8、9月間日本政權更迭之際，根據日本民調結果，八成以上的日本民眾要求盡快改善對華關係，打開鄰國外交。在此背景下，雙方通過認真和反複磋商，終於就剋服這一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推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健康發展達成一致。從而為恢復兩國領導人會晤，啟動改善關係進程創造了必要環境和條件。
中日關係近年來呈現不少矛盾和摩擦，焦點表現為靖國神社問題，而更大的背景則是，中日兩國國力不同程度同時上升，雙邊關係正進入歷史性的轉折期和過渡期。一位日本高官曾向我說過，中國的發展振興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但正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曾不適應日本的上升一樣，現在日本很多人也尚未完全做好接受中國發展的心理準備。也就是說，中日關係真正理順，還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雙方不斷為此做出努力。
《環球》：如何評價安倍首相訪華成果？
王毅：今年10月8日，安倍首相上任不到兩周即決斷出訪中國，從而成為日本戰後60多年來第一位把中國作為首訪國的首相。訪華期間，安倍首相分別與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和溫家寶總理就中日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并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此訪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打開了兩國關係希望之窗，朝著改善與發展兩國關係邁出了重要一步。我認為，中日關係由此取得的主要進展是：
──恢復了兩國領導人的正常交往，啟動了重建相互信任的進程。胡錦濤主席不久前在河內APEC會議期間再次會見了安倍首相。中日還就明年實現高層互訪達成原則共識。
──明確了兩國關係發展的大方向。雙方同意遵循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明確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方向，從而實現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這四個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整體，描繪了兩國關係的長遠藍圖，勾畫了兩國關係的戰略框架。
──確定了今後雙邊和多邊合作的主要領域。雙方同意加強在節能、環保、通訊、能源、金融以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加強兩國文化、青少年等交流，還同意在朝鮮半島問題等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與合作。
《環球》：中日關係前景如何？
王毅：政治僵局打開後，中日關係各個領域明顯呈現改善和發展勢頭。兩國領導人頻繁會晤，不斷為改善進程提供政治動力。高層往來絡繹不絕，繼日本參院議長訪華後，眾院議長即將成行，安倍內閣的重要閣僚相繼準備訪華，日主要黨派負責人也紛紛醞釀訪華。兩國各領域主管部門都在研討今後的中長期合作規劃。兩國軍事交往得以重新啟動。不久前“中國文化節”在東京隆重開幕，日本皇室成員、眾參兩院議長、內閣官房長官等閣僚、70多位國會議員及各界名人出席，盛況空前。
上述情況說明，只要政治障礙得以剋服，兩國關係就能重現活力﹔只要做出正確政治判斷，就能開闢雙贏和互利前景。中日友好仍然是有基礎的，兩國之間具備開展全方位、多領域合作的條件和可能。
我認為，要保持這一得來不易的改善勢頭，使中日關系重新進入良性循環，我們一應進一步鞏固政治基礎，即切實妥善處理有關歷史、臺灣等敏感問題﹔二應擴大社會基礎，即下力氣修復國民感情，正確引導輿論﹔三應深化經濟基礎，即大力開展互利合作，多做一些對兩國人民都有利的實事。
《環球》：如何理解中日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
王毅：中日雙方就構築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具有積極意義。一是表明日本對華戰略走向出現積極調整，二是彌補了中國構築大國戰略關係框架的一個空白，三是對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作出了新的定位。對於這一關係的內涵，兩國外交當局已開始進行研究。我的思考是，至少似可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各自堅持和平發展。日本戰後汲取歷史教訓，選擇和平發展道路，在世界上樹立了新形象，也給自身帶來了重要利益，受到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我們希望日本能繼續堅持而不是背棄這一走向。中國將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這不僅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也是我們的現實抉擇，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順應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社會期待。
二是超越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同。中日兩國國情各異，社會體制不一樣是正常的，這不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好交往。因為我們互為近鄰，需要也只能和睦相處﹔我們又都是亞洲成員，共有東方傳統文明及價值取向的積澱。中日之間應該也完全可以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實現“和而不同”。
三是推動務實合作，實現互利雙贏。雙方應在珍惜和弘揚友好傳統基礎上，盡可能擴大利益匯合點，加強在各領域的互利合作。今年5月雙方在政治環境仍然嚴峻情況下成功舉辦了首屆中日節能環保大型綜合論壇，就是一個例証。節能環保合作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惠及雙方，影響全球。
四是攜手共振亞洲，開創亞洲未來。國際社會普遍看好亞洲尤其是東亞發展前景，中日兩國在區域事務上開展協調與合作，共同建設一個和諧、合作與開放的亞洲，不僅是我們雙方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也將成為今後中日兩國最重要的共同利益，自然也是戰略互惠關係的最重要內涵之一。
《環球》：如何從亞洲視角來看待中日兩國的地位和作用？
王毅：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的大國，兩國ＧＤＰ佔東亞80％以上，人口和貿易額分別佔東亞70％和60％以上，對亞洲的走向顯然具有舉足輕重影響。東亞共同體目標能否實現，和諧亞洲能否建成，是所有亞洲國家的共同責任，同時也與中日兩國各自採取什麼樣的亞洲政策及中日雙邊關係緊密相關。
我不認為中日兩國在亞洲合作中存在主導權之爭。因為第一，中日在地區合作中角色互補。日本的相對優勢是充裕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的相對優勢是巨大市場、豐富的人才資源以及完備的工業生產能力等。雙方之間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并存。第二，中日在地區事務中存在許多利益匯合點。雙方都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朝鮮半島面臨的問題，都倡導開放的地區主義，都重視10＋3、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都在致力於東亞共同體的建設。第三，亞洲一體化進程從經濟合作開始，從東盟共同體的建設啟動。中國今後也將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進程中繼續發揮主導作用，相信日本也會採取同樣態度。
總之，中國歡迎日本作為亞洲重要一員，更多關注亞洲的發展，發揮自身的優勢，為推進區域合作以及亞洲一體化做出應有貢獻。
《環球》：你出使日本的主要感受是什麼？
王毅：第一個感受是中日友好仍然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兩年多來我通過演講、走訪等方式，去過不少日本地方城市和鄉村，向日本各界介紹中國的情況，闡明中國的立場。盡管政治氣氛頗為嚴峻，時有爭論甚至交鋒，但多數聽眾最後還是能夠予以理解和認可。這首先是由於我們說話做事堅持有理有據，同時我感到大多數日本民眾都對中國懷有一份友好之情。使館主要是對外打交道的。我的體會是，我們必須也完全可能維護好國家的利益，因為中國的利益本質上是與時代演變的潮流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我們必須也完全可能堅持好自己的原則，因為這些原則本質上是與歷史前進的方向以及國際正義與常理
相吻合的。
第二個感受是日本上下極為關注中國和中日關係。也許是由於離得太近，或是歷史恩怨與現實利害交織太深，日本報紙、電視每天都有關於中國的消息，報道量和關注度在世界上恐怕名列前茅。我到任後不久曾邀請使館周圍鄰居來館做客，通過交談我發現，幾乎每個家庭都與中國有著這樣那樣的聯係。在我們國內，民眾對日本的各種動向也歷來十分關注。中央多次強調要重視全球化、信息化潮流的變化，適應當今內外事務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趨勢，增強把握好內外兩個大局的能力。這一點事實上在處理中日關係時表現得比較典型。
第三個感受是兩國之間需要增進新的相互理解。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可以說是日新月異，但國際上包括日本國內仍有一些人對華習慣沿用陳舊的標準或冷戰式思維。中國的改革開放仍在繼續深化過程中，社會發展不斷湧現積極因素，但日本有些媒體卻往往聚焦那些不盡如人意之處。至於日本，戰後社情民情也有了重大變化，這些年來也在推進各方面改革。因此，我認為擺在中日雙方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大力加強兩國各層次交往，增進兩國民眾新的相互理解。交往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信任的基礎。人際之間需要不斷增進瞭解，國家之間何嘗不是如此。
中國已經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受到各族人民擁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當然要沿著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時，我們還應努力使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國家也能理解和讚賞我們所做的一切，意識到這不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也是對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的貢獻，從而為我們國家與民族的長遠發展提供更為寬松和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與輿論環境。在這方面，駐外使館承擔著重要責任，我們將恪盡職守，與時俱進，在對外工作的實踐中爭取做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執行者，和平發展道路的宣傳者，和平形象的推介者以及和諧世界的開拓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