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3日電／北高選舉告一段落，馬英九在這次選舉中受傷很重。台灣《聯合報》今天發表題為“馬英九的困境：是陷阱或利基？”的社論，指出最大的傷害是質疑他的“能力”，並譏嘲他不知變通的道德包袱及法治枷鎖。
馬英九是因相對地比較清朗、正直、平衡、遵守法治，及道德意識較高而受到許多民眾的支持及喜愛；認為他在台灣的政治醬缸中，出汙泥而不染。但是，今天他受到了質疑或譏嘲，亦正因他的這些特質；笑他“太軟太慢”，笑他的“不沾鍋”。
社論表示，馬英九絕對不是“完人”，但他卻墜落在“完人”的陷阱之中，親痛仇快。親者一方面疼惜他固守在“完人”的框架裡，但另一方面卻又痛責他不知爬出“完人”的陷阱；仇者則一方面欲將馬英九困在“完人”的陷阱中，另一方面更在馬英九試圖跳出框架時，指其為偽君子。
馬英九今日的困境，其實也是台灣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人民皆知，重建道德及法治，減少機詐及權謀，是救台灣的不二藥方；這或許也正是馬英九之所以成為許多人民的希望所寄。但是，另一方面，亦有許多人民認為，道德與法治根本不能因應台灣的慘烈政爭，而且在對手機詐百出的情勢下，道德的包袱與法治的枷鎖根本是“無能”或“失能”的同義詞；這或許也正是許多人民對馬英九譏嘲或失望的原因。
社論指出，最值得玩味的鮮明對照是：在這次選舉中，幾乎沒有人說陳水扁“無能”，而馬英九則飽受“無能”的質疑與譏嘲。
此處引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政壇所稱的“能力”是什麼？是像陳水扁那樣不擇手段，以千變萬化的機詐權謀，毀棄了一切道德、法治的原理原則，而屢能僥倖贏得選舉及政爭的“能力”？還是像馬英九這樣對於法治及道德有所敬惜，於是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屑為，有所不忍為？
社論分析，唯有撕毀法治與道德，才能顯示能力？難道對法治及道德維持一種敬惜，不算是一種“能力”，而一定就是“無能”？評量一個政治人物的“能力”，難道是決定於他對道德與法治的破壞力與僭越力之上？
進一步說，台灣政壇所標榜及艷羨的“能力”，究竟是“選舉權術及政爭手段”的“能力”，或是“治國”的“能力”？
其實，當人民在評價政治人物的“能力”時，其評價的標尺卻相對未確立。因此，馬英九時而因其“道德及法治意識”而受人民肯定，時而又因其自陷“道德及法治陷阱”而受人民譏嘲。
社論指出，其實，馬英九真正的侷限，有兩個根源：一、他是外省第二代，二、國民黨的歷史債務。只有綠色陣營中可能出現陳水扁這類的政治人物，貪腐無狀，使台灣沉溺至此，民眾卻仍認定他是“本土價值”的代表人。反過來說，馬英九的外省後裔血統及國民黨標籤，使他不可能輕試機詐權謀；倘若馬英九玩弄偏鋒，恐怕只會增添其反形象；因而，馬英九變成今日形狀，恐尚不止因他的秉賦如此而自陷陷阱，其實亦是緣於他在無可選擇下的“歷史／社會”利基（niche）。
綠營容得下工於機詐權謀的李登輝與陳水扁，藍營則已否決了宋楚瑜；正因政治土壤的差異，社會對“能力”的定義與期待亦迥然不同。
最近的事例：蘇貞昌去年為羅文嘉助選，在第一時間即揮淚咒誓若有走路工即永遠退出政壇；如今走路工已經證實確有其事，蘇貞昌則仍在政壇最高處。類似的情境是，此次選舉前夜，高雄發生可能是陳菊陣營誣指黃俊英賄選的疑案，馬英九在第一時間的反應卻不如蘇貞昌激烈。仔細分析這兩個事例的差異，蘇貞昌是“頭過身就過”、“今天過了，明天再說”的姿態；馬英九卻是“有兩分把握，說一分話”、“瞻前顧後”的風格。而蘇貞昌能夠如此，是因他不受道德與法治的拘束，民進黨的體質及綠營所處的社會生態也縱容他如此；馬英九不能如此，則是因他自陷的道德包袱、法治枷鎖、國民黨的體質，及藍營所處的社會生態使他變成如此。
社論稱，馬英九儼然已墜入陷阱之中。道德的包袱、法治的枷鎖、國民黨的標籤及外省人的原罪，皆是馬英九的陷阱。但是，反過來看，道德的憧憬、法治的追求、國民黨的革新及族群意識的超越，卻亦是馬英九的利基所在。因此，若僅以“陷阱理論”來解釋馬英九的困境，恐亦有為馬英九卸責開脫的嫌疑；畢竟，經此次選舉，已經顯現了馬英九在政治視野及領導風格上確有極大的改善空間。這些，明日再試作討論。
“陷阱”與“利基”（原意為壁龕），在形象上皆是一個洞天。陷阱束縛生機，利基則供養生機。馬英九將困於陷阱裡，或成長在利基中，確實取決於他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