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5日電／日前，中日媒體紛紛報道了“中日歷史共同研究”機構正式成立的消息，並公佈了部分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名單。12月26日，雙方將在北京召開首輪學術會議，標誌著這項舉世矚目的學術項目正式起跑。
南方都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中日學者今天能坐到一起並不容易。早在2002年，中日就醞釀歷史研究問題，但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靖國神社，造成中日兩國高層互訪中斷，研究事項進展緩慢。直至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期間，同胡錦濤主席就年內啟動“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達成共識。為此，雙方共同成立了由分別來自中日兩國各10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下設“古代史”與“近現代史”兩個課題小組，由中日雙方輪流主持，旨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的2008年內發表有關研究成果，向社會公開。
儘管此前曾有過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研究、編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和日韓兩國歷史共同研究等嘗試，但由東亞兩個最重要國家的政府牽頭並主導，致力於如此大規模的學術共同研究尚屬首次，其意義顯然已超出純學術研究的範圍，因而受到中日兩國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該項研究能否順利推進，取得成功，不僅關係到中日兩個鄰國將以何種心態在21世紀共處，其影響的“溢出效應”還會對東亞地區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產生某種“輻射”也是不言而喻的。
社論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34年的歷史表明，兩國國民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上存在偏差，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是我們首先必須承認並面對的。這種偏差的成因極其複雜，既有源于歷史、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基於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特別是“冷戰”及“後冷戰”時期嚴峻、多變的地緣政治矛盾而產生的影響，許多不同層面、不同指向的要素縱橫交織，錯綜疊加。最初的短暫蜜月過後，兩國關係經歷了漫長的磨合，從相互猜忌到指責，直到雙方乾脆別過臉去，做“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狀——如此，一代人過去了，可在某種意義上，中日關係好像依然未長大成人，至少難說“成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歷史認識問題:歷史認識究竟能否超越國界？
社論說，當意識到僅靠“友好”的情誼難以縮短歷史認識的距離之時，兩國國民都非常失落。不僅如此，源於歷史認識的問題在某種情緒化誘導的作用下進一步發展，升級為所謂“政冷經熱”的結構性矛盾，不僅動搖了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而且在安保、經貿等國家根本利益層面造成了兩敗俱傷。這種狀況，又反過來引發了雙方各自的民族主義社會思潮及其相互對立，白白貽誤甚至葬送了在“經熱”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可能形成共同戰略利益的機運，令兩國主流社會的有識之士為之焦慮久矣。
山重水複，柳暗花明。一線轉機的悄然出現是在安倍首相的訪華之後。在10月舉行的兩國首腦北京峰會上，雙方共同簽署了《中日聯合新聞公報》，打出了“讓政治與經濟兩個車輪強力運轉，把中日關係推向更高層次”的口號。我們高興地看到，不到3個月的時間，在政治、經濟、防衛及文化等各個領域，兩國各種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已經具體化、“活性化”，呈蓄勢待發的可喜勢頭。
尤其是對共同關心的歷史問題，雙方攜手啟動歷史問題共同研究項目的意義重大。共同研究之目的，並不僅僅是共享所謂“對歷史的客觀認識”，而是通過研究的深化，來謀求相互理解的增進，將歷史爭議局限在小範圍內，既不回避歷史觀差異，也不誇大。以這種形式，曾為兩國關係“政治障礙”的靖國神社問題，也有可能作為共同研究的對象而“客觀化”，從而加以妥善處理，再度“放大”為現實性障礙的風險。
社論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涵蓋安全、經貿、文化和人的交流等各個層面的有機、立體的構成，歷史問題只是其中一項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遠不是全部。只有當兩國關係呈現全方位、多層面發展的時候，一邊發展，一邊辯論，在你來我往的碰撞、博弈、試錯和交流的過程中，一種真正成熟的、理性而包容的超越國界的歷史價值觀才有可能破土而出。
對此，我們理應期待，並付出最大限度理解的耐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