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7日電／《大公報》今天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說，12月26日到27日，中日兩國各10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在北京聚會，舉行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首次會議。這是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期間與胡錦濤主席達成的共識的落實，兩國政府對此次活動都極其關注。中方認為，歷史研究有助於中日重歸“正視歷史、面向未來”正途，日方則將此定位為“構築兩國信賴關係的基礎。”
文章說，歷史問題在中日現實關係中的巨大影響力是眾所周知的，無法迴避也不應迴避。但是，從客觀的角度講，歷史問題不能成為兩國關係的唯一主線。首先，歷史無法“觀照”國家關係中的政治、經濟交往事務；其次，歷史的爭論容易使現實問題被置於受忽略的位置，並增大國家關係的不確定性；第三，歷史問題是最不容易尋求到共同利益的領域，這易使兩國關係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喪失。基於這些原由，將歷史問題作為專題研究，使之從複雜的國家關係中稍微剝離出來一些，無疑是明智的。而如果中日兩國找到歷史的客觀化裁量標準，對於兩國關係未來的助推作用也將極其顯著。
問題的關鍵是，中日歷史共同研究能取得多少共識。在這一點上，顯然難以樂觀。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史實，二是對同樣認定的史實的解讀。在史實認定方面，眾所周知，日本至今認為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不確；在史實解讀方面，日本對侵華、東京審判也有與國際公認的結論持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歷史本來就是最容易被主觀左右的科學。它既可以被狹隘民族主義利用，也可以被狹隘利益佔有。加之中日不同的文化發展走向、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近現代史感受、不同的現實戰略訴求，可以斷定，中日的近現代史共同研究將極其艱難。
文章表示，大概正因為上述原因，日本和美國媒體對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多數不看好。日本發行量最大的《讀賣新聞》告誡“國民別抱太大希望”，美國一些東亞問題學者甚至認為歷史研究毫無作用。
果真如此嗎？即使在史實認定和史實解讀上無法達成一致，但中日歷史共同研究仍有空間，比如，可以確立歷史研究的一些原則共識。在筆者看來，原則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尊重事實，避免情緒化因素；二是充分反映中日文化和經濟交流的互補性及其成果。達成這兩點共識，對於歷史問題客觀化、對於中日兩國關係就已具有相當的建設性，而且，對於日本右翼的近現代史宣揚者和兩國都存在著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也有匡正作用。
文章指出，僅通過歷史問題研究而使中日關係走上健康發展的正規是不現實的，因此，中日歷史共同研究的成果不能作為中日關係的主要考量標準。現在需要的，是在中日關係中注入更多理性、亦即建設性的因子，這正是共同研究歷史的出發點和意義所在，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理由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