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4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發表題為“加强對中國的‘通識’事不宜遲”的社論指出，新加坡教育部今年爲大學先修班（含初級學院生和高級中學生）增設選修課“中國通識”（China Studies），課程重點放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據教育部的介紹，範疇有“社會與文化”、“統治與權力”、“發展與挑戰”以及“中國與世界”。
社論指出，雖然這個課程只是選修，不是必修，但是，畢竟反映了教育部門充分認識到需要趕緊加强我國學生對中國的廣泛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學生一條有效的途徑，讓他們能逐步提高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方方面面的認識，例如，要使學生對“文明”、“身份認同”、“儒家”、“佛家”、“道家”、“現代化”等多種概念有所認識，從學習中探討不同現象與問題之間的關聯，以具備對當代中國作出正確評估的能力。能定下這樣的要求標準，令人欣慰。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都是一個崛起的强國，甚至是個崛起中的超級强國。即將退休的倫敦皇家國際事務學院（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院長布爾默－托馬斯（Victor Bulmer-Thomas）教授日前卸任演講便明確表示，中國是當今唯一可能在2020年成爲美國之外的另一megapower（霸級强國），意即冷戰結束後的單極世界即將告終。而新加坡不論是在地理位置、對外經濟關係，或文化血緣歷史，都脫離不了中國，在這一逐漸成形的國際新形勢中，如果任由下一代國人獨沽一味、只昧于歐美的經濟與文化，顯非好事。
社論指出，新加坡年輕一代如果對中國認識貧乏，在競爭上或合作上，都極爲不利，特別是相對于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們在客觀上就已經因爲人口懸殊而處于劣勢，如果再不趕緊加强學習，最終別說“競爭”，恐怕連“合作”都未必能順心順意。
只要看看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披露的在新加坡求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就可明白這種懸殊有多大——2005年，在新加坡的中國學生，從小學到博士生，約3萬人！不僅比2001年的2萬1000人增加30%，而且，單單是在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就讀幷獲獎學金的中國學生，就多達5600人。相反，同個時候，獲新加坡政府獎學金到中國留學的新加坡學生，只有14人。雖然另外還有一些自費生，但是，畢竟也不是太多。如此懸殊的兩個數字，長年累月下去，其間的差距，真不可以道裏計！倘若人們發覺，要找認識新加坡政經文教、社會民情的中國畢業生，俯拾皆是，相反，要找認識中國、甚至僅僅是認識中國某一地區或某一方面事務的新加坡畢業生，則鳳毛麟角，那顯然不是新加坡的好消息。
因此，從今年起大學先修班增設“中國通識”課，意義重大。儘管這個課程首創以中英兩種語文任由學生選讀，但是，這也不失爲廣泛吸引各族學生尤其是華文能力較弱的學生修讀“中國通識”的好方法。不過，要對另一國家充分認識，最終與最關鍵的途徑，仍然是從對方的語文入手。就“中國通識”而言，則非懂華文華語不足以標榜真正“通識”。
社論表示，一路來之所以自認比西方人更具有利的地位、更能扮演中西之間的“橋梁”，不就因爲我們的華文能力嗎？如果這個能力沒了，新加坡人跟西方人才相比，還剩多少優勢，也就堪虞了。所以，在“通識”之餘，對華文的教授與學習，仍不可放輕放鬆。在新加坡求學的數以萬計中國學生，都熟諳英文之際，如果未來新加坡的“中國通”在使用華語上期期艾艾，只能寫粗淺華文，其結果很可能是有“識”而沒“通”，對新加坡絕非有利。所以，家長們，學生們，還得努力加把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