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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政治家知道，美英合夥只能通過影響美國來影響世界，以狐假虎威的技巧顯示自己餘威尚存。 |
快四年了，布萊爾還在為那個選擇支付代價。伊拉克的每一起死亡事件，都可能銷蝕他已經微薄的支持率。這不，他又為沒有“及時地”批評馬利基政府處決薩達姆的方式，而飽受輿論的指責。
如此這般，只是因為戰爭尚未勝利，間或又伴以這樣那樣的醜聞嗎？恐怕不儘然。去年八國集團峰會期間的一段小插曲就很能說明問題。
其時適逢布什60歲生日，布萊爾送了他一件羊毛衫，私下還有一段對話。布什說：“謝謝你送我衣服……我知道是你親自挑選的。”布萊爾道：“噢，絕對是這樣，事實上是我織的。”
無巧不成書，會場一個麥克風沒關掉，對話被披露出來，英國輿論譁然。《每日郵報》嘲弄說：“有人說布萊爾是華盛頓的哈巴狗，事實證明這說法沒錯。”《衛報》更尖銳，指英國首相“是在給布什拎包。說話不似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更像是在等老闆綠燈的下屬”。
評論一語道破了“雙布組合”的真相：此“布”與彼“布”貌似平等的合作夥伴，實則更像是老闆和夥計的關係。而尖刻則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英國社會的一種尷尬心態：國勢衰頹已無可挽回，日不落帝國的記憶卻依然鮮明。
小布什那聲漫不經心的“哎，布萊爾”雖然傷害了英國人驕傲的心，但事實上，小布什居高臨下和布萊爾馬首是瞻恰恰反映了美英關係的性質。
美國和英國不對稱夥伴關係是在兩次大戰和冷戰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英結盟作戰，同生共死；戰後，美國推出“馬歇爾計畫”，促成了英國經濟復蘇；北約的出現則有效制約了蘇聯陣營在歐洲的擴張，其間，華盛頓更與倫敦共用了核武器技術和導彈研製技術……這一切，都把美英兩國緊緊拴在一起。當然，也有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國在英國背後狠狠踹了一腳，更有1962年拿騷會談美國想在提供“閃電式導彈”上賴賬，但曆此種種，美英關係非但沒有破裂，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社會學上叫作“一致基礎上的衝突有助於關係融合”）。那麼，在促成英國對美國亦步亦趨的諸多因素中，到底哪一種因素起著主導作用？
從外交、軍事層面看，似乎是上述具體問題的合作和矛盾解決，但真正主導英國深層外交決策的，是英國生存狀態直接派生而來的海權問題。從15世紀末以來，英國圈地運動持續了三百多年，國內耕地面積隨著工商業高速發展而迅速萎縮，而工商業發展又同海外貿易密不可分。到了一次大戰前夕，英國的經濟已經完全依賴海外貿易，英倫三島若是被封鎖三個月，全國便陷於饑餓狀態，姑且不論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對英國生存的最大威脅就轉換成“海上生命線”的保護問題，即軍事上的海權問題。強大的海權一方面保護著自己“海上生命線”的暢通，另一方面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壓制對手。
19世紀末，英國原是奉行“光榮孤立”的不結盟政策，內心以俄國為頭號對手。豈料年少氣盛的德皇威廉二世決心從經濟和軍事上進行海外擴張。德國海軍大臣蒂爾匹茨上將更宣稱，德國海軍的總噸位要達到英國的60%，直接挑戰英國海軍的“雙強標準”，即英國海軍總噸位等於兩個海軍強國總噸位之和。英國隨即調整外交政策，與俄國達成一攬子協定後把德國作為頭號對手。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確定英、美、日、法、意五國的主力艦噸位比例為5:5:3:1.75:1.75，英方代表波蒂胸悶氣堵，當場昏厥過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無可奈何地意識到：不列顛的海權已是日薄西山，英國海軍已不能單獨對抗德國的潛水艇戰略，沒有美國海軍幫助，英國無法維持海上交通線。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是在同德國的兩次對抗中，無意中完成了海權向美國的移交的，其間並沒有出現奧根斯基所謂“權力轉移”過程中引起的戰爭。戰後，英國海權出路有兩條：一是恢復海上霸權地位，但從強大的美國手中奪回制海權簡直是幻想；二是“搭便車”，依靠強大的美國來保護海上生命線，這是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也是最可行的途徑，這就必須以同美國保持親密關係為要旨。
英國前首相希思曾說過：英國擁有一種特殊的力量，“我們的特殊力量在於我們深刻理解歷史，知道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換成中國的俗語，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英國政治家知道，19世紀的風光已經不再，美英合夥只能是魯濱孫同星期五的搭檔，只能通過影響美國來影響世界，以狐假虎威的技巧顯示自己餘威尚存。所以21世紀初的英國首相須記住美國總統的生日，在恰當的時候，比如八國集團的峰會，送上一件諸如羊毛衫之類的恰當的禮物。（來源：東方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