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3日電／南方都市報今日發表社論說，1973年以來，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在改變中國。從宏觀上看，它改變了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從而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形態。從微觀上看，它改變了社會每一個細胞的結構，改變了中國人的家庭模式，改變了新一代人的身心成長、精神面貌，從而在最本質上改變了民族的現在和未來。迄今為止，對這一政策所帶來的綜合影響，還沒有一個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可以肯定的一點事實是，它已經讓中國少生了4億多人，避免了災難性的“人口爆炸”。
前天，國家人口發展研究戰略課題組發佈《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報告中有兩個數字最為引人關注:其一，到2020年，20－45歲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左右；其二，本世紀40年代後期，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4.3億人。性別比失衡的直接後果是底層男性結婚難，將會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從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嚴重隱患；人口老齡化導致贍養比例不斷提高，給“未富先老”的中國，給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帶來巨大壓力。
社論說，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不止以上兩個:人口文化素質、勞動技能水平、出生缺陷率、城鄉分佈、人口流動——這些問題已經存在，並且已經威脅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的穩定和諧。例如人口素質和人口勞動技能水平，直接關係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更為直接的，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連續出現“技能民工荒”；例如人口性別比失調，因此，必須以更迫切的心態、更嚴正的關注，去面對、去解決。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不久前，國家人口計生委辦公廳等機構在北京舉行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與構建和諧社會座談會”，會議指出，“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中國歷經30多年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客觀總結。
中國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人口狀況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被判斷為人口數量問題，因此，人口政策的執行重點就是控制人口數量，而計劃生育政策也被普遍簡化誤解為“獨生子女”政策。但是，隨著人口結構的深刻變化，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人口狀況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矛盾也變得更加複雜。
社論認為，基於上述客觀存在的變遷，中國的人口政策也正面臨重要轉折。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11月30日，由胡錦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指出: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思路必須由單純控制數量為主向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礎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轉變，工作方式必須由行政制約為主向依法管理、優質服務、綜合施治轉變，著重抓好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完善流動人口管理服務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等重點任務。會議中提出的兩個“轉變”引人注意，它很可能帶來1973年以來最重要的人口政策調整。
顯而易見，穩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中國人口政策的基礎。但是，在連續性的基礎上，轉變更值得關注。從單純控制人口數量向全面改善人口狀況轉變，這目標是美好而完善的，但是行動也必將是艱難的。例如，一個可以預見的問題是，在人口壽命普遍延長的客觀事實之下，低生育率幾乎必然地帶來人口老齡化。這一狀況剛好與前一階段的“人口紅利”相對應:出生率低，需要撫養的未成年人口少，勞動人口承擔的負擔小，社會財富得以累計，人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出生率低，幾十年後的勞動人口減少，需要贍養的老年人口多，社會負擔明顯加重，如果社會財富積累不足以承擔這樣的贍養任務，那便是“未富先老”的社會難題。
社論最後說，實際上，一個“綜合治理”的政策就是要處理各種矛盾、這也正是它的價值所在。因此，綜合治理的人口政策的執行難度一定很大，它不可能像當初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數量那樣快速見效，但是若能以耐心和誠意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若能勇敢地辨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若能夠拋開成見抓大放小，那麼，一個綜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也一定可以帶來一個人口狀況全面改善的效果，給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帶來更深刻、更長遠、更值得期待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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