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9日電／中時電子報網路主筆室今天發表黃創夏的文章說，力霸風暴愈演愈烈，還不時傳出各主管官署怠忽和縱放：過去一年以來，“權貴犯罪”不斷被揭露，許多大案，如台開案、Sogo禮券案、甚至“國務機要費”案，人民百姓眼中，竟看到所有的專業官員，維維諾諾，惟權勢者意志為依歸，全沒個專業尊嚴的樣子。
當官場失去了專嚴和風骨，都患了彎腰屈膝“軟骨症”，人民百姓幾乎可以確定，災劫將永遠不斷，“國家”與政府，根本不值得依靠。
還記得一九九二年，健康幼稚園娃娃車失火，二十三位稚童火窟斷魂，當時的閣揆郝柏村問相關官員：“大家都說是『意外』，到底這個悲劇是『意外』，還是『意內』？”
真是個好問題啊！並不是說郝柏村問得有多“尖銳”，而是他這句話，一語道破所謂“台灣人的悲哀”之本質：災劫必定不斷，都是“意內”。
以娃娃車和幼稚園管理為例，經常出問題，但祇要找些民代、議員，送點小禮給權貴，一施壓，行政機關必定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不是我的責任，習於卸責與怠惰，該處理未處理，終於釀出許多人都預期到的大禍不斷。
現在，力霸王家激起風暴，目前至少五百億元的人民血汗錢，不明不白就人間蒸發了，被檢調通緝的“禍首”王又曾夫婦又順利逃匿，許多無辜的小廠商正陷入困境中。這麼大的動蕩，力霸王家當然該負起責任，但請問陳水扁總統、請教閣揆蘇貞昌還有眾多相關官員們，這是“意外”，還是“意內”呢？
執政當局都說這是“十年”積弊，那就應該這樣解讀，對政府而言，力霸風暴當然應是“意內”了。
誰該為這件“意內”負起責任呢？很悲哀的事情發生了，政壇上袞袞諸公與諸婆，卻馬上大搞奪權、卸責、保位和爭取層峰“關愛眼神”的戲碼。人民的災難，依然是政客們鬥爭的舞台。
這筆帳，政治領袖們，可曾想過該有人給人民一個交待嗎？
政府的“義務”就是必需讓小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一生的努力和積蓄不至於突然就一無所有。所以，力霸風暴的核心問題不應該被混淆，除了追究王家，更要追問：人民納稅的血汗錢不見了，絕對是因政府的怠惰，千萬計的人民正陷入恐慌和焦慮當中。
這麼大的風暴，若沒有給人民一個交待的話，台灣，將沒有“責任政治”可言了。
誰該負責？是誰出國時，老愛找王家父子相陪？是誰用“國策顧問”名器拉攏王又曾？是誰積極操縱政商網絡，破壞了金融圈的基本紀律？答案，路人皆知，在凱達格蘭大道底辦公的陳水扁，絕對有責任。
很悲哀！台灣政治體制，偏偏讓“總統”這個職務“有權無責”，那就退而求其次吧，“行政院長”到了知所進退，展現風骨的時刻了。
不過，真的不必期待，因為台灣已經上從“閣揆”，下到科員，註定擺脫不了台灣政府體系之打從娘胎就與生俱來的“奴性”。
政治學的ABC都知道，施政靠心腹，親信當道時，行政機器的專業能力必然被抹煞，一個國家的施政不可能不有所扭曲。
台灣的當權者常信心不足，施政體系從早期的“侍從官政治”，搞到“幫派政治”，近來更發展成了“總管政治”或“太監政治”，施政者喜歡讓辦公室的幕僚當“分身”，這些新貴施政“值星官”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用形式上的權威掩蓋他對專業施政之無能與陌生，“國家”的施政因此陷入了結構性的更扭曲。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設立了“總裁辦公室”，下設九個組，用他最貼身之幕僚，建立起官邸的“侍從官體制”。後來，這辦公室就成了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後的“總統”辦公室之主力。
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之間，作為一個外來政權，蔣介石以“自衛性的政權封閉”控制施政，用人特別喜愛用出身侍從室出身的人，因外人不可信，身邊的人最可靠，蔣介石知名的侍從，有黃少谷、陶希聖、周宏濤、俞濟時、于豪章、沈昌煥、沈劍虹、俞國華、秦孝儀、楚崧秋、到最後的錢復等等。
不過，蔣介石威權統治從未有過任滿下台的時間壓力，所以他可好整以暇地對這些侍從規畫歷練與磨練的程序，侍從外放到各部門是由最基層使用起，更由於蔣介石的天威難測個性，這批侍從都怕出事，養成了謙恭有節，但不太有創意的特質，長達數十年的威權統治下，形成了台灣文官體系長期以來之唯唯諾諾之侍從官特質。
蔣經國接位後，台灣向前衝，他一方面用七海官邸侍從為統治爪牙，如郝伯村、宋楚瑜和馬英九，但自信顯然贏過乃父的蔣經國也拔用趙耀東等專業政務官，並鼓勵專業官僚，特別是經濟領域中，讓王昭明、蕭萬長、江丙坤等專業體系的文官，和官邸侍從成了台灣行政機器的兩大主軸。侍從文官講究“忠貞”，重穩定，他們祇要照體制往上爬，久而久之，自有出頭天，在自信與穩定的蔣經國主政時代中，台灣的文官也因此創造了“國家”平順運轉的榮景。
但到了李登輝時代，政治領袖流派鬥爭慘烈，起滅快速，所以政治角頭大玩政治“圈地”運動，在自己的職務上各自拉拔心腹官員當自己的新侍從壯膽，在那個多元領袖競逐的時代中，台灣的文官體系成了“幫派政治”之產物，非但不止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還演變成一朝部長一朝局處長，連行政文官結派成黨，相互競爭。
一九九六年後，連戰和宋楚瑜互爭李登輝接班人地位時，“省府團隊”和“連家班”又成了行政體系“幫派政治”兩大主流，一九九八年後，又加入了蕭萬長的“蕭家班”。誰家主子當政，就有一批新的局處長，“押錯寶”的就去當“無事可參”的參事。
政黨輪替後“新政府舊官僚”的矛盾讓施政運作更混亂，朝中有人的，或是“識時務”的官運像坐直升機，朝中無人的就要回家吃老米飯，加上政府財政惡化嚴重，在升遷制序紊亂，又擔心未來可能沒有退休金下，二○○二年，當時任考試院詮敘部長的吳容明，在一次受訪時曾提過，他私下調查推估，約有七成五的十到十四職等的文官，想要辦退休。
這麼失序的國家機器，新當政的民進黨政府不知如何運作，因此和當年的蔣介石一樣，採取了“自衛性的政權封閉”策略，他們以自己親信的機要秘書，作為控制施政的工具，如陳水扁的童子軍團，如游錫堃擔任“閣揆”時外放院長辦公室秘書到部會當機要的“二五八團隊”，又如隻身北上的謝長廷，院長辦公室主任成了“行政院”運作之核心，還有如蘇貞昌，大小決策都要管，把十幾萬官員的事情，集中到院長室來決斷，靠幾位政務委員和秘書當決策班底，勤快是勤快了，但人智有限，歷練也不足，怎麼可能有效率和思慮周延呢？
這和蔣介石不同的是，蔣介石權歸一統，他的侍從室規模龐大，從黃埔軍校和中央大學中有足夠的年輕人可以挑，而且有足夠的時間讓這些人按步就班歷練成熟。但新政府的領袖們，親信能用的機要秘書就那麼寥寥幾人，一當政就急著想要馬上掌理一切，馬上就讓身邊的幕僚破格扮演“分身”的角色。
這情況在李登輝突掌大政時也發生過，在黨政軍警特都孤立中，總統府的“夾層”蘇志誠因緣際會成了當時玆意嘻笑怒罵，連“行政院長”都不敢回嘴之人。
陳水扁的童子軍也一度被各界側目相對，今年初，孤身北上的謝長廷對人事沒有主導權，各部長的機要中，八成以上不是親蘇貞昌的新潮流，就是游錫堃留下來的機要群，謝長廷同樣碰到了如何掌理“行政院”的大難題，蘇貞昌也有同樣困擾。
處理這種困局有兩對策，上焉者，有足夠的自信心以包容胸懷加強和各部門互動，收納各股山頭為己用“和解共生”。下焉者，則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看待所有官員，祇敢祇信用自己的“侍從”，“分身”應運誕生，而最親信之分身當然是身邊之“總管”，“太監政治”因此成形。
不幸地，從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到蘇貞昌，都一直想拉拔自己的子弟兵進到中央，各部會猛塞次長。莫怪，政黨輪替以來，在過去職掌，祇是打打電話，排排行程的“行政院長辦公室主任”，竟成了內閣閣員側目的新“總管”了。但這類“總管”經過真正的行政歷練與成長嗎？這類總管要是當道，加上行政機構傳承不絕之“奴性”，一拍即合，台灣的決策，也難逃施政被扭曲之鐵律了。人民百姓只得無奈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災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