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9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說，不知如何解讀邱義仁和陳唐山職位互調意義的人，看看許惠祐的調動也許比較清楚。許惠祐升“國安局長”，被稱為首位“文人局長”；其實，是否“文人”並非重點，重點在他是陳水扁用來掌控“國安”系統的工具，他只是陳水扁御用的“私人”局長。
從這個脈絡看邱義仁和陳唐山的對調，外界對邱義仁回鍋“總統府”祕書長有著豐富的解讀，對陳唐山調“國安會”祕書長卻說不出所以然，原因也不難理解：這項異動的重點在“邱進府”，而不在陳唐山去哪裡。邱義仁進府，將主導大選操盤，並助扁排除卸任前後的司法危機；基本上，這純是為陳水扁個人和民進黨服務。就像許惠祐出掌“國安局”，亦非他才幹過人，只是阿扁為了換掉薛石民，俾更方便駕御“國安”機器罷了。
社論說，陳水扁曾宣布“權力下放”，現在又突然抓緊一切。在游錫堃利用民進黨“保皇派”鬥垮“改革派”後，陳水扁更能為所欲為。利用這次人事異動，他除了宣示自己依然“當家作主”，要脅黨內四大天王仍須“勤王”，也預告了對在野黨的一連串割喉戰勢不可免。
然而，在探討人事布局的“權鬥”邏輯時，人們也不能不警覺：當台灣治理被剝削到只剩下權力的爭奪時，政府存在的目的變成了什麼？當政府機器完全淪為陳水扁私人巧取豪奪的工具時，民主政治的本質又剩下什麼？
即使在國民黨“黨政合一”時代，“黨”和“政”的界線也從未被混淆到這個地步；至少，“治台”當時還被當成優先目標。但民進黨進入“新黨政合一”時代，就只把維持權力當成唯一追求，不顧施政；更可怕的是，現在是拿“政府”來為“黨”服務，甚至是為“個人”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