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
內容提要：
○國家戰略能力是覆蓋全國的國家能力，包括戰略思維、戰略文化和戰略管理。
○國家戰略能力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家的“打仗”能力，而應理解為國家實現和平的能力。
○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不僅是國家政治永恆的議題，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戰略管理能力源于戰略思維能力。管理層的戰略能力如何，又取決於其智庫的戰略思維能力的支援力度。
國家戰略能力是政府實施國家戰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總是在特定的國際政治背景下發生的。因為世界衝突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不僅是國家政治永恆的議題，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世界依然充滿風險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往往成為發生爭端和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國際間戰爭衝突的烈度，與世界資源稀缺程度成正比。今天人們不會為陽光打仗，因為陽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資源現在開始緊張，人們就要為水資源發生衝突。凡是資源稀缺的地方，衝突就可能發生。你看地圖，凡是資源豐富的地區，那裏的國家邊界線就曲曲折折；而在沒有什麼資源的沙漠地區，邊界就多是直線。國家邊界拐點，歷來都是國家力量對比的拐點，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見紅的地方。
新世紀初連年發生的戰爭，打破了人們對全球化時代的和平憧憬。對於戰爭的理解，人們必然還要回到列寧“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的論斷中尋找答案。既然人類隨著所謂“經濟全球化”普遍進入了市場經濟，那麼，發展就成了這種經濟的“硬道理”。但這種“硬道理”卻得不到自然資源的“硬支撐”。物質是不滅的，能量是守恆的，資本主義可以創造無限的產品和生產力，但沒有支撐這些生產力的資源的同步增長。資源少了戰爭多。如果以為全球化時代主權界限模糊了，以為此時的國家間鬥爭已轉為“經濟合作”、“反恐合作”，恐怕是一廂情願。
其實，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體系，本質上還是個“丟手絹”的遊戲：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會是一片“快點快點捉住他”的叫喊。蘇聯倒下時，就是這樣；伊拉克倒楣時，也是這樣。這不好，但這就是歷史。現在的問題是，這塊“手絹”自美蘇對決之後的第二輪遊戲中，正在悄悄地丟在“誰”的後面？並沒有人將此消息告訴“他”。此時，如果用所謂“全球化時代主權概念淡化”、“國際邊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賴”、“國家將更多地不依賴戰爭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等忽悠自己的國家戰略意識，弱化自己的國家戰略能力，其結果自然就是繼20世紀末蘇聯解體之後，又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另一場“快點快點捉住他”的盛宴而準備。
國家戰略能力高低決定國家興衰
既然傳統的“丟手絹”式的國際體系沒有變，那麼就得考慮在這險惡的環境中怎麼生存和發展。為此，人們開始尋究大興衰的原因，且發現了許多悖論：
人們提出經濟落後得挨打，於是人們就強調發展經濟。但現在發現，經濟發展了也要挨打，國家與人一樣，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貴病，胖得不能動了，就有其他國家收拾你，就要亡國。
有人說，文明落後要挨打。中國大清是因為它落後才被打敗的，這沒得說。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顯然不是。大宋之於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爾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羅馬之於北方蠻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於後者，但都為後者打敗。
那軍事力量強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在法國人眼中固若金湯，而在德國人的眼中卻毫無國防意義一樣，蘇聯的軍工產業可與美國比肩，但卻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說不民主要挨打，於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似乎“民主”無敵。南斯拉夫曾被西方人視為專制國家，但當它完成從共產主義體制向西方“民主”體制轉軌後，也未能免遭被分裂的厄運。前蘇聯曾大講“改革新思維”，結果是丟了國家。就連為美國式民主背叛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的某些人，也在被美國顛覆後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將來社會主義國家換上了西方的民主“馬甲”，如果自己沒有戰略意識，結果還是要挨打、還是要“傷自尊”的。
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還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裏，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正如一個四肢強壯的人，也會因大腦一個小小的問題而瞬間死亡一樣，國家強大與否的關鍵不在硬體方面，而在軟體方面。而其中最關鍵的，不在軟體技術而在國家戰略能力。經驗表明：歷史上，凡是被打敗的，都是缺乏全民整體政治意識及建立其上的國家戰略能力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甲午戰爭前後，中日差別不主要在財富和技術，而在戰略意識及與之相應的國家戰略能力，當時日本國家戰略意識遠高於以“莫談國事”自警的中國人。戈巴契夫在臺上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技術力量並不差，但他與對手講“新思維”，讓對手感到動手的時候到了，於是蘇聯就被肢解了。這時，他們才不管你蘇聯是“民主”還是“不民主”。
世界上為什麼總這麼打？康得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實現？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光說仁不說力，那是農夫，農夫不能馴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得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勢。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們渴望的和平，而“力”則是實現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種能力，對國家來說，它就是國家戰略能力。
國家戰略能力是戰略文化、戰略思維、戰略管理的有機統一
既然這個世界還不是一個大同的世界，而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世界，那麼，就得考慮提升國家戰略能力問題。
國家戰略能力的構成包括三個有機要素：戰略文化；戰略思維；戰略管理。
戰略文化是國家公民的整體政治意識，即捕捉國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識。國家公民的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思維生長的土壤。戰略思維，是知識群體的政治認知能力。如果說，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的感性認識，那麼戰略思維就是由戰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認識。戰略思維有沒有注入國家學術之中，其發展成熟不成熟，都是一個國家戰略知識和經驗儲備優劣的前提。
戰略管理是進入實踐的戰略思維和戰略文化，它更多的是戰略層面的事。戰略管理能力源于戰略思維能力。管理層的戰略能力如何，又取決於其智庫的戰略思維能力的支撐力度。歷史上有許多偉大人物——如列寧、毛澤東等——的建樹，是由於他們本人就是天才的戰略管理者，也有的——比如佛蘭克林•羅斯福——是由於他擁有一批戰略思維能力極強的參謀班子。
反觀中國清王朝，如果說，全民“莫談國事”是大清朝戰略文化極度衰落的標誌，那麼，對戰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並將這些人推向革命陣營的現象，則是大清國家戰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標誌。由此推論：戰略管理逆向淘汰戰略思維，戰略思維逆向淘汰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能力整體衰落的標誌和大失敗的開始，反之則是國家復興的徵兆。
對一個執政黨來說，毛澤東說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黨的執政能力高低的標誌，對一個國家來說，則是國家戰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戰略管理能力高低的標誌。
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關乎世界和平
國家戰略能力，本質上是科學地運用國力的藝術。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中國人的戰略文化氛圍、戰略思維能力、戰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諧世界”的目標下正迅速提升。
日本右翼在靖國神社中崇拜東條英機等戰犯，而堅持參拜戰犯的右翼力量也在崛起。這既表明了日本戰略管理能力的嚴重下降，同時也表明東亞和平將面臨嚴重危機。其實，對日本發展而言，東條英機是最大的罪人，這個人除了其他劣性，也根本不懂得戰略藝術本質在於節制。無限制的目標和無限制的國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來所有的成果給毀壞了。如果崇拜他，是一種短見和沒有戰略意識，將會失去實施國家戰略的基本能力。
國家戰略能力是以正為本，以奇為用的概念，其要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家的“打仗”能力，而應理解為國家實現和平的能力。東方的和諧思想對當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孫子說：上兵伐謀，而不該伐謀不足反而伐兵有餘；孫子說，全城為上，而不該凡城皆破。大國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懂得節制武力的大國。
美國最近又簽署延長《愛國者法》，還強調美國目前仍然處於戰爭狀態，令人唏噓。看來，和諧世界的建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和平還有待於全世界，尤其是世界主要國家的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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