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本一面宣傳“和平發展”，一面鼓噪“核武”“修憲”，其意圖值得關注。（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12月10日電／環球時報載文分析後冷戰時期的日本所經歷的變局。文章說，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一直存在一種“國家悲情”，認為自己在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都是國際社會的“優等生”，但在政治軍事和國際地位方面，卻一直處於被國際體系打壓的“非正常狀態”。因此，日本國家轉型的目的簡單而明確∶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文章指出，為了以上原因，日本有重點地展開了一系列轉型工作：
一是意識形態的轉型，旨在扭轉日本國民的政治觀念。這是近年來日本最為著力、效果也非常明顯的一項轉型內容。日本政府與學界、媒體聯手，利用日本對戰爭責任反省不力造成的認知空隙，採取各種手段就日本民眾的歷史觀、戰爭觀、國家觀、亞洲觀等推動“觀念變革”，幾乎涉及所有重大的歷史及現實問題，一項項推翻二戰後的歷史定論，去除日本人心裏的“緊箍咒”，逐漸建立起有利於整個日本轉型的輿論環境和觀念空間。最近有媒體不斷揭露日本政府高層強力干預媒體，如去年戰後60周年時強制停播反省歷史節目，強迫媒體報導朝鮮綁架日本人消息等，使得極為相信媒體的日本民眾很容易接受這些這“變革的觀念”。戰後日本社會中進步的和平力量和批判聲音日漸式微。
二是政府團隊轉型，即政府高官帶頭以強硬姿態衝擊戰後的政治底線。在積蓄了一定的民意支持後，一些高官對與日本國家定位直接相關的二戰、甲級戰犯、東京審判及靖國參拜等，連連出擊，以象徵性的語言及行動向國民表現出政治轉型的意圖及決心，並借國際社會的批評凝聚國內民意支持，逐漸形成誰強硬誰的選票就多的互動機制，一些溫和派人士被排擠出局，在政府及國會的人事構成上為轉型提供了保證。
三是法理轉型，即通過修改和平憲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等，特別在前段時間以“愛國心”、“公”的教育擠壓“個人自主精神”的教育基本法修改，進一步鼓勵民族自豪感，加強日本國家的民族認同，為國家走向“正常國家”提供法理依據。
四是防務轉型，即扎實地推動防務體制變革，增強軍事實力。作為國家的綜合國力，軍事實力是核心部分。日本曾長年戰爭，更深諳其中的奧秘。只有軍事上的支撐，上述轉型才會貨真價實。在防務體制層面，最近日本已經連續作出兩個大動作∶一是要設立“日本版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解禁集體自衛權；二是準備在明年1月將防衛廳正式升格為防衛省（部級），屆時自衛隊的海外活動也將成為正式任務。這是日本軍事轉型的階段性目標所在。日本在軍備等方面投資巨大，並堅持精兵強軍的軍事變革，有很強的實力。但由於武力動用許可權及其範圍等都有限制，使他們感到 “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日本目前最需要的是解除限制，而這兩個月來的“核議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文章指出，日本的上述轉型與日本政治上的保守與強硬路線抬頭，因領土、資源等與鄰國的糾紛頻發，對臺灣島內政局不斷插手，因靖國參拜引發歷史爭議，因朝鮮核試點燃“核議論”等相呼應配合，並得到了媒體、學界的推波助瀾，而批評、反省的聲音越來越弱。美國對此裝聾作啞，國際社會也難以發揮實質性的制約作用。日本正處於一個國家轉型的重要關口——戰後60年來最大的全面變革。日本正在清除思想障礙和制度約束，全面改變戰後立國方針，走向新體制的日本已經呼之欲出。
文章隨後分析了在推動日本大轉型背後的因素。文章說，日本這種轉型絕非偶然，而是與一股源於百年之前、積蓄於冷戰至今的保守浪潮相關。上個世紀90年代初，人類結束了長達50年的冷戰，終於迎來了新世紀和平發展的曙光。而日本卻由於一些必然及偶然的因素，正巧在這個轉折關頭，出現了泡沫經濟崩潰及隨之而來的“平成蕭條”。二戰後日本因敗戰而嚴重受挫的國民自尊，原本因持續的經濟增長得以寄託。政治、軍事失敗造成的失落與悲情，一度也在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中得到緩解、彌合，進而形成了日本戰後直至80年代末相對平穩的社會均衡。但是，“平成蕭條”給日本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上述社會均衡賴以生存的基礎開始動搖，日本人自我尋找適當的解困出口。於是，在失去經濟成長的“穩定閥”之後，各種悲情等急劇積累、發酵，並首先在政府高層及媒體學界中爆發開來，形成了後冷戰時代十幾年來新一波的保守主義的浪潮。
文章說，這種保守浪潮與以下三大結構性“變化”一起，進一步加快了日本轉型的勢頭。第一是日本社會自身的結構變化。戰後60年過去了，以安倍晉三任首相為象徵，日本社會已經全面進入戰後出生的一代主導的時代。這種年齡結構變化的背後，是有戰爭親歷者在日本社會地位及份量的下降；也有日本全面依附歐美、重歐美輕亞洲主流觀念的回歸；更有日本作為國家整體突破戰後各種束縛、自主發展要求的抬頭。應運而生的就是靖國參拜、修憲、修改教育基本法、復興軍事大國等各種舉措。這在日本國內具有很高的共識，即使存在批評的聲音，也大多是為了更圓滿、更現實地實現相關目標，並非真正表示反對。近日民意調查表明：安倍上臺後首訪中韓後，在20~30歲者中支持率不升反降，進入11月，30~50歲的人也出現這種下降，主要理由是安倍“曖昧”，意指不如小泉那樣辦事痛快。這也從年齡結構上反映出未來日本面對的現實壓力。這種內部結構的變化，使保守主義思潮擁有了新的行為主體，並在日本出現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變化：從戰時的萬眾一心到戰後的多元民意，再到今天的以“民主自由”為招牌的步調一致。而政府和媒體的相關行為，又進一步強化了日本內部的整合。
第二是地區環境的變化。近十幾年來，日本周邊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蘇聯的解體使日本的安全威脅大大降低，但台海及朝鮮半島的局勢使日本備感壓力，中國高速持續發展及國際地位提高使日本最受震撼，地區各國和平發展合作的潮流使日本應對不暇。日本本來就與周邊各國結怨過深，再加上“香蕉”(黃皮白心)心理造成對各國的輕視態度，以及近來仿效美國“單邊主義”的不當作為，都使日本在地區中的處境不妙。本來是亞洲“雁行”的“領頭雁”，現在卻成為難以合作的“釘子戶”。日本在地區的地位、利益及感受到的壓力、威脅都在強化其國內保守浪潮的力度，加大了日本大轉型的需求。
第三是日美關係的變化。進入後冷戰的美國一強獨大，使日本更加明確了依附美國改變自己命運的未來設計。儘管日本改變現狀的要求與美國不無矛盾，但日本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所謂“近朱者赤”，日本有時的強硬及主動出手還會甚於美國（如對朝鮮）。而美國近年來面對國際變局，開始策劃“權力轉移”。美日關係北約化及日本功能擴大化，是美國在東亞新戰略中的重要內容。美國這種調整使日本保守勢力看到了難得的可乘之機。因為，戰後日本在安全及政治上的主導權，基本還是掌握在美國手裏，尤其是重大方向的變動，還是要由美國操縱。如今，美國有了鬆動，日本就主動迎合。當然這種變動是建立在不損傷美國利益的基礎之上，而且必須由美國控制其進度、方式及後續影響等。但對日本而言，絕不會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說，美國的態度是日本轉型的決定性因素。
文章說，日本要真正實現自己的轉型目標，至少要完成三大顛覆性變革：第一是對日本國內和平憲法及60年非軍事化體制的變革。第二是對相對穩定的地區及周邊關係及秩序的變革。第三是對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準則及聯合國等基本框架及理念的變革，這三項變革缺一不可。在這樣重大的顛覆性變革中，各方利益將會重新洗牌。所有這些，都與美國的根本利益相關，都會使東亞國家受到衝擊，都會給世界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文章指出，為了實現上述轉型，最近日本政府高層及媒體學界不斷致力於兩個相反方向的炒作：一是 “核武”、“修憲”等硬性鼓噪，二是所謂日本60年“和平發展”的軟性宣傳，並要求周邊國家予以肯定。這兩者看似矛盾，其實因果關係很清楚：承認了日本 60年“和平發展”，就是要證明日本已經完成了戰後的自我改造，因此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走向“修憲”甚至“核武”的方向。所謂和平發展是鋪墊，而修憲轉型才是目的。
如此看來，應該如何看待日本60年的“和平發展”？如何面對日本的全面轉型？這是日本人民、地區各國和國際社會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