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4日電／今年2月，中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爲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3月，外匯儲備又增長了200多億美元，高達8751億美元。高額的外匯儲備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關於外匯的適度規模、外匯儲備的資産管理、外匯儲備的資産轉化等問題的爭論。
經濟參考報發表文章稱,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國際儲備貨幣，是關係到一國經濟內外均衡的一個重要的宏觀金融變量。撇開外匯儲備的數量與結構之爭，討論中國外匯儲備持續累積的原因，它折射出的中國經濟深層次問題及産生的結構弊端也值得我們深思。
粗放式“以量取勝”的貿易增長模式
文章分析,從外匯儲備的來源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是導致 中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2004年，中國經常項目盈余達到686.6億美元，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項目盈余意味著本國向外國提供了融資。雖然由經常項目盈余所産生的外匯儲備是債權性的，但意味著中國是一個資本的輸出國。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已成爲繼日本、德國之後第三大資本輸出國，而這與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所面臨著大量的資本短缺的現實約束是極不相稱的，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資源配置出了問題。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貿易競爭力和對外資吸引力的增强，但是在“8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外貿格局下，巨額經常項目盈余不僅使貿易摩擦和爭端頻發，也使中國付出了巨大的環境、生態和資源代價。作爲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長期執行的是外向性的外資和外貿政策，出口退稅政策、外資優惠政策、內外資差別所得稅政策等造成大量優質資源流向外資和對外經濟部門，産生了經濟對外需和外資經濟的過度依賴問題。中國外匯儲備的激增，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計代價大量出口資源類、低附加值等初級産品取得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經常項目盈余累積的高額外匯儲備背後彰顯的是粗放式“以量取勝”貿易增長模式的弊端，其實質是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
融資約束下的外資引進格局
文章認爲,與由經常項目餘額所形成的債權性的外匯儲備相反，由資本項目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則是債務性的。這裡主要包括外債和F DI。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FDI輸入國之一，每年吸收60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按照錢納里等人的“雙缺口”理論，發展中國家引入外資的目的主要有兩個：第一，利用外國資源(儲蓄)以彌補本國資源(儲蓄)的不足；第二，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管理和市場網絡。爲了達到這兩個目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流入的外資轉換爲貿易逆差。簡單說，通過借款或FDI而得到的外匯必須用來購買外國技術、管理和銷售渠道等。換言之，對應于每一筆資本項目下的流入都應該在經常項目下有一筆流出。在這種情况下，無論是借款還是引入FDI都不會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鑒於中國目前出現的“雙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這樣一種國際收支結構，邏輯上可以認定，中國企業目前引入外資但却沒有引進外國的設備與技術，僅是把外匯換成人民幣。這一情况的發生表明，企業引入FDI是因爲無法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獲得資金，說明中國的企業投資存在融資約束問題。而産生了融資約束問題的，正是中國業已存在的“類金融抑制”環境。比如以國有銀行爲主體的金融體系貸款偏好於國有大中型企業，對經濟發展起主要推動力的廣大中小企業由於“所有制歧視”等原因無法得到貸款，國內資本市場也對大量民企存在“所有制歧視”。因此，資本項目順差累積的外匯儲備背後所指實質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滯後。近年來，爲了吸引投資，各級政府不遺餘力，競相爲外資提供更爲優惠的條件。這樣，在今後若干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會繼續快速增長，這不能不讓人深感憂慮。
貨幣政策的兩難困境
文章指出,中國自1994年實行匯率幷軌。在人民幣匯率波幅和交易會員持有頭寸雙雙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爲保證市場出清，央行不得不被動干預外匯市場，這就使央行貨幣政策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外匯儲備增加導致貨幣供給量擴張，對貨幣政策造成沖擊。在現行匯率管理制度下，央行必須無限度地承擔外匯資金的回購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佔款投放量不斷加大， 2005年上半年，外匯佔款增加了8758億元，佔同期基礎貨幣的比重高達95.4%，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1.9%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爲“對沖”操作支付的成本也是相當巨大的。同時，根據貨幣供給理論，基礎貨幣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貨幣供應量會成倍增加。可以預計，若外匯佔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繼續放大，不僅會改變中國貨幣供給結構，而且會加大中央銀行的貨幣對沖壓力，進一步構成通貨膨脹的潜在威脅。另一方面，在外匯儲備增加引起外匯佔款增加後，爲確保貨幣供應量的適度增長區間，必須减少中央銀行再貸款，而這會導致國內信貸收縮，將增加人民幣利率的上昇壓力，反過來又迫使中央銀行買入外匯，使貨幣政策操作陷入循環的兩難困境。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外匯儲備及其變動不僅是一國國內和對外金融政策的紐帶，更是體現和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不僅給貨幣政策調控帶來嚴峻挑戰，而且根據蒙代爾-弗萊明“三元悖論”，即固定利率、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不可兼得原理，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還會引起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沖突。換句話說，要保持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貨幣當局必須進行外匯體制的重大調整。
資本管制的漏洞
由於各種原因，官方統計所得到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兩者之間實際上幷不能真正達到平衡。爲抵補借方總額和貸方總額之間存在的差額，國際收支平衡表往往設立一個誤差和遺漏項目。據有關資料，在2002年之前，中國的“錯誤或遺漏”項都爲負數，這說中明國存在著嚴重的資本外流。2002年之後，該項目由“負”轉“正”，近年，合計淨誤差與遺漏項目中的流入資金數量大約爲810億美元，則說明近三年來大量的非正常資本內流增加了外匯儲備。無論誤差和遺漏項目的“負”或“正”，都說明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法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這種正常的對外經濟活動所解釋的，這也折射出中國現行金融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說明外匯管制漏洞的存在和管制有效性在降低。特別是在外資銀行全面進入中國市場後，可以預見一定會有更多途徑繞開資本項目管制，使管制失效。所以，在中國外匯管制的有效性逐年降低，幷且管製成本急劇昇高的情况下，似乎實現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已成爲必然的趨勢，但是，國內的法律框架、微觀主體、市場發育是否爲解除資本項目管制做好了準備，仍然令人心存懷疑。
結 論
文章表示,作爲國際收支的平衡項目，外匯儲備的增加是宏觀經濟運行的結果，是既定的外匯管理政策、匯率政策的一個余量。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有利於提高國際清償能力，增强國家的綜合實力，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維護國家的經濟金融安全。但是，外匯儲備幷不是越多越好，祗有很好地協調經濟內外平衡基礎上的外匯儲備，才是合理的儲備，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儲備。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身上有著很深的政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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