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4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登社論說，今年一月蘇貞昌上任時，台開案尚未引爆，陳水扁的聲望尚未下跌，蘇貞昌安排“內閣”人事當然有些顧忌。但是隨著陳水扁誠信破產、權力下放，“內閣”中個人淵源不再是任命的關鍵因素，也許就是蘇貞昌調整人事的時候了。在此首先要點名質疑其適任性的，就是“經濟部長”黃營杉。
黃營杉是學管理出身，也掌管過幾家企業。但是企管與經濟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企管的對象是個體企業，是在“給定”的框架下調配資源；“經濟部”服務的對象則是所有台灣的廠商，是要為這些產業“規劃”未來的框架。因此，好的企管人才未必就是好的經濟部長，就像“好市長未必是好總統”一般。黃營杉先生以發行“阿扁阿珍紀念酒”而聞名，單單推出這款酒的政治嗅覺，就令人欽佩不已。但是若要依此功力而賦予台灣經濟發展之重責，恐怕就值得斟酌再三了。
社論說，先從經濟部的執掌談起，再分析當前台灣特殊情境下，部長應該扮演的角色。“經濟部”依法主管全台經濟行政以及經濟建設事務，其任務，就是要為全台灣的企業發現未來可能方向、排除現在已有障礙。就未來方向而言，經濟部必須要有產業發展的前瞻性，了解島內哪些產業在全球環境中可能有優勢或弱點，進而提出政策，預為引導或協助因應。就現有障礙而言，經濟部必須要了解島內千百種行業面臨的困難，有些（如行政阻礙）要協助予以排除、有些（如環保抗爭）要與其他部會協調、有些（如兩岸經貿）則要在官僚體系中極力尋求突破。經濟部面對前述這麼多產業、這麼多不同面向的需求與限制，要有好的表現當然不容易。
社論指出，第一流的“經濟部長”當屬三十幾年前的孫運璿。孫先生當時能夠看到台灣發展電子資訊產業的優勢，毅然召募人才、給予創業協助，其創造的成果足足讓台灣的後世子孫享用數十年，真的是“明其道不計其功”。孫先生所推動的“科學園區”制度，也在官僚行政效率不高的台灣社會，為科技產業提供了一項“行政租界”，讓廠商能享受單一窗口、雙語教學等便利，願意進駐園區，逐漸奠定台灣產業發展的基礎。如果孫運璿先生在世，面對當今兩岸經貿發展方向的關鍵政策，他一定也會據理力爭；如果“行政院”不能配合，他就會辭去部長職務，絕不會戀棧。像這樣有遠見、有策略、有擔當的“經濟部長”，最近二十年已不復見。
社論認為，經濟部長若不能積極前瞻發展方向，退而求其次，至少要努力為產業解決燃眉的問題。在台灣，水、電、油、稅經常是大小企業埋怨的標的。最近幾任部長雖然欠缺整體經濟發展的視野，經常就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種種租稅減免的條件為企業斤斤計較，雖然失之瑣細微觀，但畢竟還算是在為企業發聲；儘管格局有限，還是得到業者的肯定。但是這些部長不能開創未來的產業方向，對於兩岸經貿限制不敢表示意見，讓台灣企業發展的大環境受到限制，其布局視野也就略遜一籌。
最可悲的情況，則是既無孫運璿的視野、亦無前任部長的短期策略，完全把經濟部長當“官位”做；對長官意旨屈意承歡、對部屬業務胡亂督導、對立院因應毫無章法、對記者發言不知所云。很遺憾的，這似乎就是現任部長黃營杉的寫照。黃部長在上任第一天，就發表管理企業要管到“要害”的豪語，奮力呼應陳水扁“積極管理”的發言。在上任第二天，卻又立刻改口，說他頭上的“三尺神明”告訴他，要他管得越少越好。單單這兩天的荒誕表現，就已經將“經濟部長”的格調折辱過半。上任半年下來，民眾只看到黃部長砍經濟部爬藤、管各地討債公司、下鄉數工業區電桿、取締八大行業，盡做些與經濟部組織法所列任務無關的事，令人喟嘆。
黃營杉對於“立法院”與新聞媒體，完全沒有進退依止的分寸。他“一年降低大陸投資十％”、“與中國大陸經濟戰”、“賣煙賣酒賣電是專長”的發言，不但為立委與媒體所批評，更是經濟部同僚茶餘飯後的笑話。台灣堂堂一位部長離譜到這步田地，恐怕值得蘇貞昌認真思考其適任性。
社論總結，如果政府總是請“白兔級”的人去掌理這麼重要的部會，台灣產業發展會有起色，那恐怕真的是“亞洲經濟奇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