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升庵 （江蘇南京 助理研究員）
改革，是對既有利益的再分配和現下關系的再調整，向來行路艱難。
人類從社會形成伊始，便在不斷追求更高遠的理想空間，也在渴求新的更大的生存資本，為這個目標的實現，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對外最初是兼并戰爭，對內則是革新進步。前者是通過土地、資源、人口等資本的獲取累加得到富足的基礎，後者則主要通過調整內部結構、關系來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這比前者顯得要高級一些。
中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通過對外掠奪兼并發展壯大自己（蒙古帝國除外）的先例，相反，在中庸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向來注重內心的反省，於是這種文化性格從個體一旦放大，到國家層面也是，當國家的政策無法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當權者就會從政策上進行調整，力圖使政策更加符合時代需要。中國歷史上數次著名的王朝輝煌，也都源於此種動機。無論是從文景之治走出的大漢雄風，還是從貞觀之治延伸出來的開元盛世，或者是後來的康乾盛世，以及歷史上數次著名的變法改革等，都是從中國文化性格深處引發的一次次制度調整，盡管這是當時統治者的主觀意願，卻在骨子里是文化的基因在作祟。一句話，受中庸文化熏陶的中國人，更加側重於從自我反省、國家反省的角度來解決問題，而非依賴某種外力或轉移不幸來獲取，這是文化深層次的力量。
這種對改革的渴望，近代以來尤為突出，尤其是在西方列強長驅直入，國家幾乎瀕於滅亡之際，中國人開始了一次次改革革新的心理長征。要知道，打破傳統并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征服內心的固執和習慣。於是，從林則徐、魏源的“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左、李、張等人的“師夷長技以自強”，再到戊戌變法，乃至後來的民國共和，這段時期內，中國人對於改革的渴望周期越來越短，方式也從最初的嫁接轉向自我＂造血＂，烈度也從最初的革新變成後來的革命，一次次激進的衝鋒，只為在陳舊的思想大門上砸出個大窟窿。而思想的牢籠一旦衝破，民意的力量就會匯聚成推動改革的汹湧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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