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5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中正紀念堂改名風波，現在已經愈演愈烈；繼周二北市府拆除布幔之後，“教育部”日前又再度以施工為名掛回擋布。有人形容，“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鬥法、遮布幔、拆鷹架等作為，已經形成一場鬧劇；這樣的批評不能說錯，但是我們也要回歸原點，對整起事件的始末提出評論，才能避免失焦。
民進黨之所以想要把中正紀念堂改名，當然是為了“去蔣”。至於為什麼要去蔣，當然又是為了掀起部分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蔣介石鎮壓、國民黨外來政權等記憶，以利於選舉時的對立操作。首先，我們就要對這樣的“去蔣”作為，提出理性的解析。
社論說，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遷台之後的悲劇，背後有歷史文化因素、有統治者的腐敗威權、甚至有不少粗暴殘酷的作為。二二八事件不論是不是由蔣介石直接指使，但他作為“中央政府”的領導人卻任令悲劇發生，都要負起不可逃避的責任。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鎮壓、戒嚴、白色恐怖等歷史，也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任內的施政，其不符民主自由、侵犯人權、壓抑本土文化種種施政，也絕對可受批判。即使兩位蔣先生對台灣經濟建設與保衛台海安全有功，但也不能以此迴避其二二八、白色恐怖的不當作為。
畢竟，歷史功過不是數學加減法；功過之間仍應涇渭分明，不能用“功大於過”或“過大於功”這樣的含混說辭，去迴避面對歷史。由這個角度觀之，台灣社會中若是有人想針對蔣介石當年的任何事跡予以檢討、批判，當然要給與尊重。
但是，政府作為“國家”的機關、掌握公權力，其施政也絕對要受到民主法治的規範與約束。以中正紀念堂相關的諸多爭議為例，民進黨政府的作為，簡直就是市井無賴的尋仇動作，根本不像是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蘇“內閣”先是說要拆圍牆，完全不顧市民的感受與使用；繼而說要封銅像、改名稱，又完全缺少對話、反省、社教的思考。如果民進黨開大門走大路，明白指出首都偌大建築紀念戒嚴統治者之不當，進而進行公聽，參酌都市計劃學者與不同政治立場者的意見，逐漸形成共識，最後再據以執行，相信民主的台灣社會都能接受。即便要立個碑、加個註、改個名，也都是可以討論的公共政策。真的這樣做，才是在邁向“轉型正義”。
社論指出，然而有一群小鼻子小眼睛的當權政客，卻從來慮不及此。他們竟直接透過行政院院會廢止“立法院”通過的法律；任何人用膝蓋想，都知道這是不合法的。接著，五月中“行政院”又決議將該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不顧館中所紀念的，竟是民進黨口誅筆伐的“原凶”；這改名政策，用膝蓋想也知道是荒誕的。接著，台北市政府宣布中正紀念堂為暫定古蹟，於是改名風波正式進入中央─地方鬥法的階段。這樣的中央與地方對立，固然反映雙方的歷史文化情感差異，但也凸顯當初改名政策未能對話、溝通的缺失。
至此階段，民進黨政府仍然有依民主體制解決紛爭的餘地；中正紀念堂的主管機關大可提出行政訴訟，由法院去裁奪此起“中央”與地方的紛爭。然而“教育部”卻不此之圖。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密會，想出布幔、鷹架、遮字、施工、突襲等市井無賴的招數，霸王硬上弓。於是，一拆一搭、一搭一拆，政府施政就這樣變成了毫無格局的小太保打鬧事件。
社論認為，這整件事情的起因是執政黨，因此若論責任歸屬，“行政院”絕對該負九成的責任。但是最令我們不齒的，則是“教育部”。教育的目的是要教導我們的子女如何做人，形塑孩子們中性的文化價值，以便幫助他們踏入社會、面對衝擊、做出自主的判斷。簡言之，教育應該是中立的，而且是超越意識形態與政黨立場的。當杜正勝平時就以色彩鮮明的去中國化為職志，遇到藍綠衝突，又毫不避諱地跳上爭議第一線，自己變成黨派鬥爭的馬前卒，這是什麼樣的教育部長？他將來還有中性教改的空間嗎？他還能繼續推動需要大家同心協力的教育事務嗎？
由中正紀念堂的鬧劇，我們看到了台灣政壇的無聊、也看到了掌握權力者的霸道、更看到了“教育部”官員的墮落。古人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杜正勝先生以前是士、現在是大夫，不知對古諺所述以為然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