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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統一進程進入了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 |
中評社╱題：“中國統一進程的新時期：機遇與挑戰” 作者：郭震遠（北京），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授
中共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同時，也標誌著中國統一進程進入了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中國統一進程新時期的出現，反映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也是1949年以來，特別是1979年以來，兩岸關係幾十年發展變化，兩岸統“獨”博弈深化、複雜化的必然結果。在新時期中，中國實現完全統一，既面臨重大的歷史機遇，也面臨不可避免的嚴峻挑戰。但是，機遇明顯大於挑戰的格局不可動搖。在本世紀中葉前實現中國完全統一，是十九大作出的戰略部署，是必須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必須砥礪前行、務實創新，為實現這一目標奮鬥。筆者在“加快塑造中國統一大勢探討”（見《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月號）一文中，作出了中國統一進程進入新時期的判斷，初步有所論述。本文將對之進一步論述。
一、中國統一進程進入新時期
從1949年開始，中國的統一進程已經歷了近七十年的漫長歷程。近七十年的歷程，包含了兩個明顯不同、但又緊密聯繫的歷史時期，即1949年到1978年的歷史時期；以及1979年至今，直到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時期。前一歷史時期，實際上仍然是1946年開始的中國內戰時期。兩岸長期的軍事對抗、對峙，以及兩岸全面、完全的隔絕，就是仍然處於內戰狀態的充分表現。後一歷史時期則是作為一場戰爭的中國內戰本身已經結束，但內戰最重要的遺留問題，即兩岸的政治對立不僅繼續存在，而且在一些複雜因素的推動下，已迅速演變為兩岸嚴重的統“獨”對抗。1949年至1978年的中國統一進程，與本文主題沒有密切聯繫，本文不擬對之分析。筆者在本文中將對1979年至今，直到實現中國完全統一之時的中國統一進程，特別是其進入新時期後進行論述。
事實表明，1979年以來的中國統一進程，又可以劃分為密切相聯但又有明顯差別的兩個時期。其一，1979年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前的近四十年。這一時期是，結束中國內戰，而內戰遺留的兩岸政治對立迅速展開、表現，並演化為嚴重的兩岸統“獨”對抗的時期。其二，從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並到最終實現中國完全統一之時，即到本世紀中葉之前的三十多年。這一時期是兩岸統“獨”對抗深化，促統成為兩岸關係主軸，並最終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時期。顯然，這兩個時期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時期。中共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是中國統一進程這兩個重要時期的轉換點、連接點。正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是中國統一進程的內戰和實現統一這兩個重大歷史時期的轉換點、連接點一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共十九大，都是中共歷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會議，這兩個會議的勝利召開，都引領了包括中國統一進程在内的，中國全面的戰略性、轉折性變化。從一開始，中共就高度重視從戰略全局的高度認識、把握和推進中國的統一進程。所以，中共這兩次重大戰略調整，都在必然牽動大陸全面的重大政策變化的同時，必然牽動大陸對台戰略、政策的重大變化，並從而導致中國統一進程出現明顯、重大的轉折性變化，形成了進程的不同歷史時期。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調整，在推動大陸全面戰略轉變的同時，也推動了1949年以來大陸對台戰略、政策的全面、重大調整，提出並開始執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進入了中國統一進程新的歷史時期。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標誌著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在大陸各領域全面貫徹落實十九大戰略部署的同時，中國的統一進程也進入了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這是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戰略部署的必然舉措，更是順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勢的應有之義。
1979年以來，大陸經濟、科技、國防、文化、社會全面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發展的豐富經驗，既為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促成了大陸民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願望和要求。所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分三階段推進的構想，正是中共十九大掌握民心、順應民意，乘勢而上，提出的宏偉戰略目標和務實的戰略部署。同樣，1979年以來，大陸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的歷史性、突破性成就，以及豐富經驗，特別是反“台獨”、反分裂鬥爭的重大勝利和豐富經驗，不僅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更激發了大陸民眾對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強烈願望和要求。所以，中共十九大開啟的中國統一進程的新時期，有著堅實基礎，順民意、得民心，必將可以在這一新時期中，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
二、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最近，習總書記鮮明指出，“我國正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判斷，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興衰歷史進程的把握和擔當。實現中國完全統一，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同樣處於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但由於中國完全統一問題的特殊性，這一問題又面對包含不可忽視的風險的嚴峻挑戰。
1.中國完全統一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
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機遇是指，實現統一有利條件的形成、發展和存在；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機遇期則是指，實現統一的機遇密集出現，並從而對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產生十分明顯促進作用的歷史時期。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有可為的歷史戰略期出現，是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歷史機遇期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追根溯源，台灣問題始於1895年中國戰敗，被迫簽訂極其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這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清政府腐敗無能的結果。一百二十多年來，台灣問題、中國的完全統一問題一直是全體中華兒女最深沉的痛。可以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已經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和實際意義的指標之一。顯然，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歷史機遇期，就是整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機遇期的重要組成部分。後者的形成和發展，必然意味著前者同時的形成和發展。
必須看到，這兩個歷史機遇期的同時形成和發展，不僅因為上述歷史的、象徵意義的因素的促成，還有十分豐富的實際因素的重要促成作用。如前所述，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歷史機遇期的形成和發展，是指實現統一的機遇，即實現統一的有利條件形成密集出現，並從而對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產生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事實表明，實現統一的條件涉及兩大方面：其一，台灣問題、兩岸關係的外部環境方面的條件，主要包括中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影響等。其二，台灣問題、兩岸關係本身具備的實現統一的條件，主要包括兩岸綜合實力的對比和消長變化、大陸的對台大政方針及政策和策略、涉台國際環境，以及台灣島內政治經濟和社情民情等。實際上，這兩方面條件之間有著緊密聯繫，特別是第一方面對第二方面有著重大的直接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正確領導下，1979年中國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歷史性變化。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科技創新進入了井噴式發展時期，在很多重要領域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的軍事實力得到極大加強，正在建設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已經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中國擔當受到世界越來越大的關注。總之，中國不僅已經站起來，已經富起來，而且開始強起來。完全改變了早年的積貧積弱、政府腐敗無能。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重大而深刻的轉折性變化，由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入了新時代。同時，中國實現完全統一進入新時期，進入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在台灣問題、兩岸關係方面，大陸的綜合實力已經形成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大陸的經濟總量已是台灣的22倍（2016年）、大陸已有七個省經濟總量超過台灣（2017年）；大陸的科技、軍事實力已具有對台灣壓倒性的絕對優勢；大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也對台灣具有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優勢。兩岸的經貿合作、人員往來已達到很大規模，經貿總量已達到1993.9億美元（2017年）；多年來大陸一直是台灣第一位的交易夥伴、第一位的出口市場、第一位的進口來源，還是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達7534億元人民幣（2017年）。兩岸人員往來已達到878萬人次（2017年）。大陸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認識把握日益深刻成熟，反“台獨”、反分裂鬥爭取得重大階段性勝利；大陸堅決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大政方針，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積極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等等。總之，大陸完全把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導地位和主動權，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正在按照大陸的意圖，以最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方式持續推進。這兩方面正是實現中國完全統一最重大的機遇，都具體而且實際地顯示了，中國完全統一大勢基本形成，中國實現完全統一進入了新時期，處於可以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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