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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抗戰勝利，國耻不可忘懷。 |
中評社╱題：“紀念抗戰勝利：縱觀與橫觀中日關係” 作者：熊玠（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導 言
今年是中國將每年九月三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國家紀念日”的首個年度。我們在慶幸之餘，必須重溫日本人的習性並關注目前的中日關係。本文希望從兩方面來看此問題，一方面是要縱觀日本歷來對中國（與亞洲大陸）的野心；另一方面，要從釣魚島之爭橫觀日本處理外交紛爭詭詐怪異手段之一斑。
縱觀日本對中國與亞洲大陸歷來之狂妄野心
很多國人對日本領土擴張之野心，缺乏縱深之瞭解，了不起僅回顧自甲午戰爭開始。但甲午戰僅是代表日本覬覦朝鮮（時為中國藩屬）與台灣、澎湖（甚至釣魚島）之局部野心而已。其實，日人野心遠不只此。我們要徹底瞭解日本，必須要對日本與中國在歷史上（1945年以前）的四波接觸有統盤的掌握不可。只有第一波是太平的，或者可說是日本沒有佔中國便宜的。那是發生在西元593年。日本的統治者聖德太子（ShotokuTashi），因對由中國傳到朝鮮再轉傳到日本的佛教至感興趣，所以特派了數批專人到中國求經。時值中國隋唐盛世（隋589-618；唐618-906）。這些來取經的日人，對他們前所未見的中國昌盛豐隆以及典章文物之齊備，佩服得五體投地。由他們帶回的資訊與資料，刺激了以後日本的改革。譬如，日本先前沒有固定的國都。自此以後，因仿效唐長安城而建立了奈良（Nara）為第一個固定的國都。裡面街道走向幾乎全仿效長安城的格式，除了沒有城墻以外。更有長遠意義的是，日本人由於傾慕中華帝國而開始一個大和民族帝國之構想。
第二波日人與中國的接觸，留下有兩大汙點。第一個汙點是來自日本的“倭寇”：即日本的海盜經常出入中國沿海地區，掠奪諸如揚州與寧波歷史古城。時在中國的元朝（1260-1368）與明朝（1368-1644）期間。另外一個汙點發生於日本足利幕府（Ashikaga Shogunate, 1336-1593）終結以後，由於國內經濟蕭條、失業嚴重，乃有豐臣秀吉（Shideyoshi）於1592年率領137,200士兵，攻打朝鮮，為日本覓求新的生機。由於朝鮮求救於宗主國，所以中國出兵，與日軍正面衝突。雖然豐臣秀吉驍勇善戰，但他卒於1598年。其麾下的日軍乃由朝鮮撤退。
小註：美國在1949年以前最後一個派駐中國的總領事克拉布(O. Edmund Clubb, 1901-1989)，也是少有的中國通，曾在他的著述中對豐臣秀吉有一個評語。他認為豐臣秀吉是“日本由來已久要建立一個大日本帝國”理想的典範代表。而這個理想，並不因豐臣秀吉之過世而消失。譬如19世紀極著名(而對明治政府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吉田鬆陰(YoshidaShoin)，就是要以蠶食的步驟征服中國。布拉格並說起極有爭議性的1927〈田中奏摺〉，也是要先由中國東北下手征服中國、然後再征服全世界（註一）。
第三波日本與中國的接觸，是在19世紀。日本的觸角向南伸展到琉球以及台灣。琉球本來是一個獨立王國，也是向中國朝貢的藩屬。它的每屆國王即位時，自1373年以後均由中國皇帝派專人去執行冊封典禮。日本先將琉球的北部納入日本管轄；並令琉球將此事對中國的清廷巧為隱瞞。1879年日本乾脆將琉球國王俘虜至日本，把琉球改名為沖繩。從此琉球亡國。以後日本再覬覦台灣，終以甲午戰爭逼滿清簽訂馬關條約而取得台灣、澎湖、與釣魚島。（但現今日本與中國爭執釣魚島時，因要躲避國際法的要求，矢口否認日本在19世紀佔領釣魚島是由於馬關條約；以為如此它就可避免因為二戰戰敗而須將釣魚島歸還中國之義務。）
第四波則是日本赤裸裸的侵華史，由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1945年的八年中日抗戰。雖是日本戰敗而於1945年9月3日在美軍密蘇里號簽訂無條件投降書，但它對中國的野心沒有絲毫放棄。由於自認得到美國援助，所以對中國偌大領土之野心仍躍躍欲動。2005年日本右派之教父西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竟然發佈一則網信，號召日本做2015年消滅中國的準備。2012年安倍就任總理後，極力推動修改憲法，以使日本海外用兵發動戰爭合法化。同時在與中國釣魚島爭執上節節升等。其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
綜上小結
我們不要自以為中國之大，只要不忘懷國恥，就可饒恕以前的敵人；而以為這樣就可與日本相安無事。日本人的習性是不會服輸的。而且日本人的詭詐尖巧，更須我們提防。譬如，在甲午戰時，中國因運輸救援部隊而租用了英國商船“高升”號。該船被日本擊沈後，日本人施展了他們對國際常規與國際語言之瞭解與熟悉；以作假手段，最後能將無理狡辯為有理。居然得到英國的支持；反認為中國無理。中國吃了悶虧而無法申述。不要以為這段歷史已過去。很不幸目前中日釣魚島爭執之際，歷史正在重演。明明日本無理，但安倍在國際上長袖善舞，把他所代表的“新日本人”說成是在亞洲捍衛國際法以箝制中國威脅的救世力量。不但美國支持它，G-7的其他成員也附和他的說法。而且國際媒體輿論（包括《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均被安倍誤導而不自知。
所以，我們檢討以往與日本打交道（包括甲午戰）的得失，除了其他的教訓外，必須在外交上（以及在應付國際事務上）多加留意與學習。我們不能再做國際問題與外交衝刺上的弱智者。那樣，就便宜了乖巧狡猾並野心勃勃的日本（註二）。
橫觀日本對釣島主張之依據一再更改
無論日本對國際義務是否忠實履行，但有一點，我們須要認識到，即日本對國際法至為瞭解。也就是因為它非常知悉國際法，所以它才知道善為鑽漏洞。甚至假藉（或歪曲）國際法以達到“偷壘”的目的。譬如，國際法上關於領土所有權（即主權）之取得，最主要之指導原則無外乎是發現、征服、與割讓。由於釣魚島史實與無居民之故，征服不能成其取得所有權之依據。故僅剩了發現與割讓兩原則。所以，日本與中國在釣魚島爭執之初，先是說日本在1885年發現了該島嶼，而且它是無人擁有的島嶼（Terra Nullius），因此宣稱日本按照國際法的規定從此取得該島的所有權。但後來發覺中國最早對釣魚島的發現年代可追溯到1532年甚至1403年以前，所以日本又改口說釣魚島（尖閣群島）是1972年由美國將沖繩（即以前的硫球）“回歸”日本時一併轉讓了給日本。但又因為連美國政府僅說在1972年以前追溯到1945年間美國只有行政權而無主權，所以日本又改口，說是向民間租來（2002）年以至購買而來（2012）年。
由“租島”至“買島”：日本曝其欺詐之本色
由於日本對釣魚島主張之依據，無法與中國相比，所以一改再改。自2002至2012年間，日本政府又出新招。開始支付相當於美金24.5萬元給一個私人家庭（栗原家族Kurihara）租賃釣魚島/尖閣群島。時任東京知事的（自民黨籍）石原慎太郎宣稱要由東京都的政府來出資洽購該島。最後在2012年還是由（民主黨執政的）野田首相所領導的中央政府以2600萬美元的高價收購了釣魚島中的三個島嶼（包括南小島、北小島、與釣魚島本身）。據說是由同樣栗原家族收購。
我們在追問這個家族為何會擁有釣魚島/尖閣群島之前，不妨先打住一下，對這個趣劇的發生作一番邏輯上的反思與質疑。第一，設若前此日本政府所有出具它擁有釣魚島/尖閣群島的論證全是屬實的話，那麼為什麼日本政府須要向民間斥巨資購買？單此購買之舉，豈不是默默承認日本政府自知前此對該群島並沒有所有權？第二，既然如此，豈不是證明了日本政府在此前所有對釣魚島/尖閣群島的主張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
我們現在再追問一下，究竟該栗原家族從何得來對尖閣群島的所有權。根據該家庭（65歲的）發言人栗原弘行對《日本時報》於2012年5月18日所做的訪問，栗原家族是1978年由另一姓古賀的家庭購買而來。那麼這古賀家族又是如何取得對尖閣群島的所有權呢？原來這賣島的古賀家族的上一代就是古賀辰四郎（Tatsushiro Koga）。這一追問下去，可非同小可地牽涉到某些可溯回到明治政府時期鮮為人知的秘辛。
根據我個人的研究，這位古賀辰四郎就是那在1884年宣稱他“再發現”了後來被命名的尖閣群島（註三）。由於古賀辰四郎聲稱該島是他發現的，此事也喚起了當時沖繩（1879年日本吞併了硫球王國，將其改名為沖繩）的知事西村。這位知事向中央申請要將該島嶼劃歸沖繩管理。而古賀辰四郎也申請要租用該島。事經內政部長轉給時任外交部長的井上馨（Inoue Kaoru）。結果外交部長主張暫緩批准所請。因為第一，這個島嶼群中的島嶼全是中文名字，並且靠近中國，所以應屬中國無疑。第二，滿清政府目下正在關注這些島嶼可能會被日本竊取。所以日本不應此時打草驚蛇。可是十年以後，在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即將釣魚島（連同台灣與澎湖島）吞併入日本版圖。而在六天後的6月10號，古賀辰四郎第二次再提出希望租用釣魚島/尖閣群島的申請。次年1896年的9月，也是日本佔領了釣魚島的一週年後，日本政府同意將釣魚島租給古賀辰四郎（1900年後改名為尖閣群島）。又在1926年，日本政府將該島賣給了古賀辰四郎。這就是為什麼古賀家族所謂擁有尖閣群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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