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3日電／5月31日，武漢市法制網公布了《武漢市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若幹規定（徵求意見稿）》。新規明確，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對方有效證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相關徵收標準的2倍繳納社會撫養費。這對社會上俗稱的“未婚媽媽”、“小三”來說，生育後都將面臨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問題。
近年來，“未婚先育”現象的頻頻發生，背離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衝擊著正常的人口管理秩序，並由此引發道德與社會等一係列問題，應當得到關注與治理。武漢市將“未婚先育”納入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的立法初衷可以理解。但將處罰的板子只打在“未婚媽媽”身上，卻未免有失科學與公允。
一是於法無據。“社會撫養費”是由過去的“超生罰款”演變而成，其更名原因源自強制性罰款規定與倡導性計劃生育義務的不相吻合。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8條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第41條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據此觀之，具有超生罰款性質的“社會撫養費”應當是適用於“已婚家庭”，即婚內夫妻應當為“超生”子女的“社會撫養”埋單。既然未婚生育未列入“超生範疇”，按照“法無禁止即許可”的執法原則，“未婚媽媽”應當不屬“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對象。
二是於理不公。儘管相關法律規定晚婚晚育和計劃生育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但在長期的實際政策操作中，卻往往是針對女性的措施居多。向“未婚媽媽”徵收社會撫養費仍未擺脫習慣性的畸形執法。常言說“一只巴掌拍不響”。未婚生育的責任在男女雙方，只罰女方明顯不公。誠然，《徵求意見稿》也為此設定了“不能提供對方有效證明”和“明知他人有配偶”的必要前提，但男方“明知自己有配偶”是否同樣也有難以推卸的責任。同時，在出於“難以說出”和“不便說出”考量的語境下處罰女性，也是在有意無意地放縱男方，其結果未必能夠真正遏制未婚生育。
三是於情不合。事實上，除了熱戀男女的“未婚先育”之外，女性的“未婚生育”大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一般情況下，造成女性未婚生育的始作俑者往往非官即富，而導致“未婚媽媽”的成因，當不外有誘惑、脅迫、意外和無奈等多重因素，鮮有主動和自願的成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未婚媽媽”當屬值得同情、需要救濟的“弱勢群體”。處罰“未婚媽媽”無疑會讓單身女性獨立撫養孩子的生活壓力雪上加霜。放棄對未婚生育“元兇”查究而刻意對“受害者”施罰於情不合。而人們由此引發對未來更多墮胎和棄嬰的質疑，更非多此一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