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評論：《改革中國的國家-市場平衡》，摘要如下：
以徵稅為籌資手段來提高對城鎮化、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時實現維持增長、改善環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國的政治能夠處理好這一日程的實現，那麼它和全世界都將受益。
有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像過去三十年的中國那樣增長得如此之快、讓如此之多的人口脫離貧困。中國成功的一大特徵，是其領導人願意在需要時改變經濟模式，即使是面對強大既得利益的反抗。如今，當中國再實施另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時，既得利益又準備要竭力阻止了。改革派能再次勝出嗎？
要回答這一問題，一個需要記住的關鍵是，和過去一樣，當前的改革重構的將不止是經濟，也包括既得利益；這些既得利益將塑造未來的改革（甚至決定未來的改革是否可能）。如今，儘管高姿態的措施——比如擴大反腐運動——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但中國面臨的更深層次問題，是國家和市場的適當角色。
中國三十多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時，方向是明確的：市場必須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角色。如今，私人部門比昔日重要不知凡幾。此外，一個廣泛的共識是市場應該在許多國有企業主導的部門，扮演官方所謂的“決定性角色”。但在其他部門及整體經濟中，市場應該發揮什麼作用呢？
當今中國的許多問題源自“市場太多”而“政府太少”。或者換句話說，儘管政府顯然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做的事卻沒做。
比如，環境污染的日益惡化威脅到生活水平，而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已可以與美國相提並論，腐敗也在公私機構和部門中橫行。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社會內部的信任和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這在比如食品安全問題上更是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型增長轉向服務業和家庭消費，這些問題可能進一步惡化。顯然，私人消費有很大增長空間；但採取美國肆意揮霍的物質生活方式對中國（及全世界）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中國的空氣質量已威脅到其人民的生命；它不斷增加的碳排放將讓全球變暖惡化，威脅整個世界。
市場醫療不是中國該走的方向
美國的私人醫療體系昂貴、低效，效果比花費少得多的歐洲國家差得多。一個更以市場為根本的醫療制度不是中國應該走的方向。近幾年來，政府在提供基本醫療方面，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一些人認為中國採取的方法類似英國，即在公共供給的基礎上加上私人供給。這一模式是否優于比如法國式的政府主導供給還有待討論。但如果採取了英國模式，那麼（公共供給的）基礎水平將決定最後結果的差異。英國私人醫療體系的角色相對較低，從本質上說是一套公共制度。
中國也以另一種方式重組：快速城鎮化。確保城市宜居和環境可持續，需要政府強有力行動來提供公共品如充足的公共交通、公共學校、公共醫院、公園和有效的區劃。
2008年後的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個主要教訓，是市場並不能自我監管。市場很難防止資產和信用泡沫，而這些泡沫必然會破裂——通常是在跨境資本流動突然逆轉的時候——並造成巨大的社會成本。
我們希望中國不會重蹈美國的覆轍，出現如此災難性的後果。中國領導人的挑戰，是配合其發展階段的需求，制定有效的監管機制。
這需要政府籌集更多資金。目前，地方政府對賣地的依賴是許多經濟扭曲——及腐敗——的根源。中國政府應該通過徵收環境稅（包括碳稅）、更全面的累進所得稅（包括資本利得稅）和房地產稅來增加收入。此外，國家應該通過分紅，獲取國有企業更大比例的價值（一些國有企業管理者將因此遭受損失）。
問題在於中國能否在遏制信用擴張（可能導致資產價格的突然逆轉）、面對全球需求疲軟、實現經濟結構重組和打擊腐敗的同時，維持快速增長（儘管略慢于先前的高速）。面對這些艱巨的挑戰，一些國家不但沒有辦法向前邁進，反而陷入癱瘓。
要成功必須採取的措施是明顯的：以徵稅為籌資手段來提高對城鎮化、醫療和教育的支出，可以同時實現維持增長、改善環境和降低不平等性。如果中國的政治能夠處理好這一日程的實現，那麼它和全世界都將受益。（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