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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周恩來、王炳南（右二）、龔澎與外國記者。 |
核心提示：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家夥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家夥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是張學良的親密合作者。我在美國閱讀張學良的口述史及其相關檔案資料時，楊虎城是注意的重點之一。結果，發現部分新資料，有助於西安事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 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蔣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發牢騷說：“剿匪”等於“無期徒刑 ”。“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 5300人，繳槍3500餘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制也就失去，蔣介石並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只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衝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 ”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 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劃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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