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力丹
內容提要 該文回顧中國大陸、臺灣間的新聞交流時，將它概括為三個發展階段；同時，以兩岸都認為新聞交流十分必要作為認識的前提，提出了三點以往交流的經驗；接著，談到進一步發展兩岸交流的三個必要的觀念前提；最後，該文就改進兩岸未來的新聞交流提出了六點建議。
作者認為，批評或評價對方的新聞報導時，要盡可能考慮到雙方既定的新聞體制和政策。對此，具體媒體是不可能改變什麼的；如果糾纏於這方面原因造成的新聞報導方面的諸問題，交流就會缺少共同的話語。作者強調，兩岸新聞交流中新聞業界和學界的結合十分重要，這有利於兩岸交流轉識成智，達到較高的層次。
關鍵字 大陸與臺灣 新聞交流 歷史、現實與未來
中國大陸和臺灣島近在咫尺，而二十多年來兩岸的新聞交流卻歷經波折。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兩岸新聞業界和學界有了較穩定的聯繫，經常定期和不定期地會面，業務交流頻繁，相互較為瞭解，已經成為朋友。回顧一下兩岸新聞交流的發展過程，有利於看清存在問題，這對於近一步完善兩岸的新聞交流是有益的。
一， 兩岸新聞交流的序幕
如果把1949年以來的兩岸電波戰也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新聞交流的話（戰爭是歷史上人類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實兩岸的新聞界早就相識，但只是相互知道對方的廣播電臺以及電臺的領導機構，而兩岸民眾收聽對岸廣播都被視為一種通敵罪。
1981年11月起，大陸方面首先停止這類性質的廣播，完全改變了廣播的風格；臺灣方面在80年代末也改變了以往廣播的敵對性質。也就在這個時候，兩岸新聞界的資訊流以間接的形式開始啟動。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出版的第一本《中國新聞年鑒》，開列了近年出版的臺灣新聞學著作278種；該年鑒1983年和1984年版，前後介紹臺灣媒體98家；1985年起陸續介紹臺灣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當年介紹了32位。198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轉載臺灣文化大學新聞所教授、《閃亮》雜誌發行人尹雪曼的文章《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是大陸最早發表的臺灣作品之一，而尹本人，直到1990年4月，才以72歲高齡踏上故土。1984年起，大陸電視新聞中開始出現少量臺灣的文化和社會新聞；1986年，第一部臺灣故事片《汪洋中的一條船》在大陸上映。
與此相對應的，是臺灣從1982年起出現的“大陸秀”（show）。1986年7月，這類以大陸風光為主的錄影片以“歷史教學”為由，得以大量引入。1986年1月，大陸的報刊有條件地得以進入臺灣。
但是兩岸媒體人員面對面的交往，還僅僅是在港澳、異國某些場合的不期而遇，這種交往雖然日漸增多，但是都是私下的個人行為。第一個到大陸來的記者，恐怕就是《自立晚報》的黃德北了，1983年3月他以觀光的名義來到大陸；第一位來到大陸的電視工作者是原華視和中視的節目主持人黃益騰，他于同年9月到達，受到當時的政府總理趙紫陽和政協主席鄧穎超的接見。無論如何，二黃的到來還只是被視為一種個人的公開行為，兩岸都沒有將這樣的事情看得過重。
二，兩岸新聞交流發展的三個階段
如果把以上這些作為兩岸新聞交流的序幕的話，那麼以後兩岸的新聞交流，則以人員的交流為醒目的主線。臺灣新聞界人士有的將其劃分為四個發展時期，有的劃分為五個時期。我想，可以簡單地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單向的臺灣→大陸新聞工作者的流動、相對雙向的兩岸新聞工作者的流動、相對對等的兩岸新聞工作者的流動。顯然，兩岸的新聞交流至今尚沒有發展到令人滿意的充分對等的雙向交流階段。
第一個階段，單向的臺灣→大陸新聞工作的流動。這可以1987年9月《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突破臺灣當局的禁令轉道來到大陸採訪作為起點。此後還有環球新聞社的皮介行、《臺灣時報》的張自強和沈國鈞、電影製片人淩峰、《人權論壇》的周幼非等臺灣新聞和傳播界的同行來到大陸採訪和工作。大陸方面，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于1987年11月1日很快作出反映，歡迎臺灣記者來大陸採訪，並宣佈了採訪的具體政策規定。臺灣方面對此的反映相當慢，1988年8月，允許到大陸拍片，但是條件相當嚴格。1989年4月，才作出允許臺灣記者採訪大陸的政策規定。
此後，臺灣記者到大陸採訪形成高潮。同年9月，臺灣新聞院校教授訪問團一行8人訪問大陸，實現了臺灣新聞學界訪問大陸零的突破。此後雖然發生了在特殊情況下的1989年7月黃德北、徐璐先後被逐事件，但是臺灣記者到大陸採訪並沒有中斷；1990年9月由於國家主席楊尚昆接受《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一行採訪，而使一度冷卻的臺灣記者採訪大陸基本恢復常態。1990年8-9月，兩岸記者第一次共同採訪歐亞大陸橋中國段，江蘇從連運港直到新疆阿拉山口。
自1989年10月起，大陸方面以各種方式要求臺灣方面開放大陸記者到臺灣採訪，但是臺灣方面於第二年7月制定的政策規定，竟要求來訪的共產黨員記者必須填寫脫黨宣告書，使得這項規定完全無法實行。由於1991年7月21日“閩獅漁號”突發事件，新華社的范麗青、中新社的郭偉峰才在特殊情況下成為首次踏上臺灣的大陸記者。此後，在未公開的情況下，《中華工商時報》社長丁望一行三人於1992年3月訪問臺灣；福建電視臺《海峽同樂》攝製組於7月來到臺灣，成為第一個大陸赴台的電視攝製組。
在這個階段，雖然在1991年和1992年9月前有個別大陸記者來到臺灣，那是在較為特殊的情形下，總體情形是臺灣記者單向流向大陸。
第二個階段，相對雙向的兩岸新聞工作者的流動。這可以將1992年9月5日作為起點。這年1月海基會致信海協會，邀請大陸記者訪問臺灣。雙方經過十分複雜的交涉，9月5日，18位大陸記者終於以正式、公開的身份來到臺灣採訪。從此，開始了兩岸雙向的新聞交流。
在此階段，雙方的新聞交流活動呈現多種形式，幾乎有所兩岸的主要大眾媒體、新聞團體和不同的新聞採訪方面（體育、文藝等等）相互都有過訪問，東南沿海各省新聞界與臺灣新聞界的交流更為頻繁，出現了各種歷史上的“第一”，諸如第一次兩岸傳媒舉辦文化交流活動、第一次兩岸新聞界舉辦經濟研討會、第一次雙向衛星傳送電視交談，第一次大陸電視新聞向臺灣連線直播、第一次海峽兩岸廣播事業交流研討會等等。與此同時，兩岸新聞學界的交流也較為頻繁。1993年1月11日，臺灣中國新聞學會會長楚菘秋到上海參加“20世紀世界經濟對海峽兩岸之挑戰”研討會。會議期間，他與上海新聞界和新聞學界的主要負責人舉行了一次座談，討論汪道涵關於兩岸新聞交流的建議。楚提出兩岸新聞業、學兩界定期舉行探討的建議，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贊同，經上報中央，認為容易付諸實行，於是當年11月便有了第一次兩岸及香港的新聞研討會。我們現在開這個會，最早的創意即起於那次座談會。1995年第一屆世界華文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研討會、1998年第一屆兩岸傳播媒體邁向21世紀學術研討會，分別在武漢市、台中市召開。
這個階段雖然兩岸關係出現多次波折（例如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2000年臺灣執政黨更迭等），新聞交流也因此受到一定影響，但在總體上，兩岸的新聞交流還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穩步發展期。這個時期兩岸在交流政策上都有所調整，以適應新的交流情況。大陸方面，1996年9月，國務院台辦頒佈了《關於臺灣記者來祖國大陸採訪的規定》，與1990年9月頒佈的《關於臺灣記者來祖國大陸採訪的注意事項》相比，條件要寬鬆了許多。例如只要求提前10天提出申請，而且除北京外，可以直接向其他13個省市申請採訪，為記者跨省市採訪提供了方便。2000年9月起，大陸宣佈不定期召開國台辦的新聞發佈會，不再只是通過通訊社發佈新聞，可以與臺灣媒體駐點記者直接溝通。臺灣方面，1993年10月制定《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來台參觀訪問採訪拍片許可辦法》，其他一些相關的規定多少放寬了對大陸新聞人員和作品進入臺灣的限制。
但是隨著兩岸新聞交流的發展，這種相對的雙向交流中，一個明顯的矛盾逐漸突出起來，即大陸方面很早就准許臺灣媒體不間斷地輪派記者來大陸駐點採訪，至今來大陸採訪的臺灣記者已達五千人次以上，而大陸媒體到臺灣採訪的記者，截止2000年底，只有242人次。根據臺灣“新聞局”大統計[1]，大陸傳播工作者以組團參觀的訪問的形式到臺灣的成為主流，占來台人數的四分之三。即使這樣，包括報紙（779人次）、雜誌（213）、圖書（891）、音像（88）、廣電（1453）、電影（254）在內（其他460）的大陸傳播工作者，者十年間到達臺灣的總共4138人次。組團訪問無法解決大陸媒體島內常態採訪的問題。2000年9月，新華社首先提出在台設分社的要求。臺灣方面於11月10日宣佈開放大陸記者赴台駐點採訪，但具體要求頗為複雜。
第三個階段，相對對等的兩岸新聞工作者的流動。這可以2001年2月8日，新華社記者范麗青、陳斌華到台成為首批大陸媒體駐點採訪的記者，作為起點。此次他們能夠成行，同樣幾經波折。但是不管怎樣，兩岸新聞交流相對對等的人員流動態勢得以形成。這裏強調“相對”這個概念，因為除了數量外，兩岸媒體交流在分佈上也是很不對等的，至今臺灣已有八家媒體可以不間斷在大陸駐點採訪，但是大陸在臺灣只能有四家不同性質的媒體可以這樣做。7月，新華社第六批記者赴台被拒絕，理由是只能有一家通訊社駐台，由於這次批准了中新社，所以新華社便不能准許來人。這種事情相當程度帶有人為性質，不利於發展兩岸的新聞交流。多一些大陸記者駐點採訪，有利於加強兩岸的瞭解，避免情勢誤判，對兩岸都有好處。我相信，只要臺灣方面對此事上心，這個問題早晚能找到一種圓滿的解決辦法。
即使不談這個問題，進入第三個階段的第一年，兩岸的新聞交流形勢是令人高興的，較為重大的交流事項不斷出現。4月，中央電視臺與年代公司續約共同合作綜藝、專題節目。7月上旬，臺灣中華傳播學會將年會搬到香港舉行，來自祖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的眾多新聞傳播學者和研究生共200多人，別分在九場、45個專題的研討中宣讀了200多篇論文，蔚為壯觀。7月下旬，中華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張忠貴率大陸媒體臺灣訪問團防台。8月，來自大陸各地和臺灣、香港、新加坡、美國的學者60多人，聚會蘭州，參加第二屆世界華文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研討會，此次會議收到論文超過百篇。9月10日，由北京光明小學的8位《中國少年報》小記者組團，訪問臺灣的三所小學，這是大陸首次派出小學生記者團。9月12-24日，兩岸記者共28人聯合採訪西北三省區。9月16日，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南京開幕。11月5-10日，第四屆兩岸傳播媒體邁向21世紀學術研討會在汕頭召開，來自臺灣、香港和大陸的學者80多人參加，提交論文60多篇。
兩岸的新聞交流，從單向轉變為雙向，從非正式轉變為正式，從民間轉為“官方”，我們經歷了太多的曲折，珍惜現在已經建立的兩岸新聞業界和學界的良好關係，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三，兩岸共識：新聞交流必要的
儘管兩岸新聞交流尚存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從兩岸新聞業界和學界所談的認識，包括臺灣“新聞局”的官員，看重新聞交流的意義，這是共同的。就這種交流的發展過程而言，臺灣新聞學者楊志弘早在1993年就設想過：“海峽兩岸的新聞交流，目前在透過相互瞭解的過程，來達成彼此的共識。這種雙方交流的過程，必然是‘和而不同’（容忍雙方的差異），然後才進一步‘異中求同’（尋找雙方的共同點），最後才有可能達到先‘和’後‘合’的制度層面的新聞交流。”[2]臺灣新聞業界人士羅森棟和董益慶於1996年也寫道：“兩岸新聞交流是拉近雙方思想觀念最有效的途徑。透過新聞交流，可以瞭解雙方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以及價值體系；同時，藉由資訊的社會學習過程，雙方可培養共識、學習適應差異生活”。[3]現在我們兩岸的新聞媒體和新聞學界之間，可以說相互的瞭解已經達到了這一步。例如僅《中國時報》一個媒體，自1988年以來到大陸採訪的記者就達1800人次，他們接待的大陸新聞訪問團也有150多個；而新聞學界就更不用說了，除了較為頻繁的資訊交流外，一年裏常在各種學術場合見幾次面。今年2月，臺灣“新聞局”局長蘇正平也談到，從媒體可以發揮的功能看，兩岸新聞交流對促進兩岸人民相互瞭解有很大幫助。海峽兩岸交流尚未恢復正常往來，民眾可以透過新聞報導瞭解到自己無法親身瞭解的事件。新聞交流對兩岸關係發展也有正面幫助。[4]既然我們都有對新聞交流重要性的認識，那麼，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就可以討論許多兩岸新聞交流中可以做到的細節問題。
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可能會有些波折，某些政策和兩岸的政治關係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新聞交流。但從這麼多年兩岸新聞交流的經驗看，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兩岸的新聞交流不能斷，努力保持和發展這種社會性的交往，不僅可以幫助雙方人民瞭解情況，也是非常必要的兩岸政治溝通的間接管道。我很同意黃肇松先生今年9月17日在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期間發表的談話。他說：“兩岸新聞交流要持續下去，才能增進兩岸同胞的瞭解。如果時斷時續，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不管外在環境如何，新聞交流這個環節不能斷，這樣才能推動兩岸人民的瞭解。”[5] 兩岸多年新聞交流的經驗至少可以說明三點：
第一，誰主動開放，誰便握有較多的交流主動權。從全局看，兩岸對等、順暢的新聞交流對於臺灣當局來說，本身即是一種“安全”的保障。限制這種交流，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不和諧因素。
第二，雙方的交流政策要務實，不宜過多拘泥於一些已經過時的條條框框。在交流心態方面，誰多放棄些敵對態度，誰就會更多地贏得民心。一旦交流的政治色彩淡化，就會發現有很多共同的話題可以報導和討論。擱置爭議話題，我們可以交流的空間大得很。
第三，在觀念上，不宜企盼新聞交流直接解決兩岸的什麼具體問題，這種交流的目的就是促進兩岸民眾的相互瞭解與溝通，或許能夠推動問題的解決，但解決問題本身不是媒體可以承擔的事情。關於這一點，李瑞環多年前就說過：“兩岸記者交換合作，首先要選好位置，找好角度，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也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不要訂一個自己達不到的目標，譬如要換掉人家的總統、總理等等。”
錢其琛去年7月14日在對臺灣新聞界負責人訪問團的談話中談到，我們一貫支持兩岸包括新聞交流在內的各項交流。當前，圍繞跨世紀發展目標，我們正在努力推動科技進步與創新。兩岸民間交流日趨頻繁，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合作規模不斷擴大，這些為島內新聞界來採訪報導和進行交流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希望臺灣新聞界為進一步促進兩岸新聞交流和兩岸關係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6]他這裏談到了可持續報導的廣闊的空間。如果這些方面我們也有共識，那麼改進兩岸新聞交流的內容、方式，創造更多的靈活多樣的交流形式，是可以想像的事情。
四，繼續發展兩岸新聞交流的一些觀念前提
我與臺灣新聞學界同行有所接觸，參加過一些涉及兩岸新聞交流的學術會議，最近又閱讀一些關於兩岸新聞交流的研究文章，以及兩岸報紙關於兩岸的專題新聞版面，感到有三個問題需要在談改進兩岸新聞交流問題之前予以強調。
第一，批評或評價對方的新聞報導時，要盡可能考慮到雙方既定的新聞體制和政策。雙方的新聞體制和政策，作為具體媒體是不可能改變的，如果糾纏於這方面原因造成的新聞報導方面的諸問題，我們就缺少共同的話語。大陸的新聞體制是國營，共產黨的領導是既定方針，但媒體已從單純的政治宣傳轉變為政治導向與市場導向並重，當然政治導向的指導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同時“堅持客觀公正的報導原則”也寫進了《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臺灣的媒體主要遵循市場導向，當然也不能說就沒有既定的政治傾向。在評論雙方的報導時，這個雙方的背景需要予一定程度的體諒。在這樣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現各自的報導有何種程度的改善，提出的意見才有可操作性。
第二，關於兩岸報導對方數量的對等，需要考慮兩岸不同的情境。兩岸開放新聞交流的初期，鑒於過去幾十年的隔絕，雙方關於對方的報導量都是很大的，《人民日報》曾經每天開闢臺灣的新聞專版，臺灣的主要報紙也是如此。現在雙方人民對對方的基本情況已經相當熟悉了，當初的那種新鮮感淡了，主要媒體關於對方基本情況的報導，近年來總量減少了許多，這是正常的。例如現在的《人民日報》已經沒有臺灣新聞專版，只是把臺灣新聞作為國內新聞的一部分；與臺灣聯繫相對不多的省市報紙大體也是這樣處理。但是像《人民日報》（海外版）、《廣州日報》、《深圳特區報》、《珠海特區報》和福建的許多地方報紙，則每天都有關於臺灣（包括香港澳門）新聞的專版，總量是不少的；中央電視臺每週有關於臺灣的專題節目。大陸中央級媒體報導量的減少，其原因就如臺灣中央社副總編輯張榮恭所說：“對於中共來說，由於它在國際間所扮演的一定角色與大陸本身的幅員龐大，關於臺灣的新聞勢必不可能在大陸媒體的報導中佔有太大比重”[7]。
臺灣的主要報紙，例如《中國時報》的“兩岸視窗”和《聯合報》的“兩岸港澳”，也減少到每週一版，只有《中央日報》的“兩岸經貿、兩岸三地”每天一版；而其他臺灣報紙主要關注本地新聞和娛樂，關於大陸的新聞遠沒有上面的三家報紙及中央社的多。但是涉及兩岸政治關係的新聞，始終在臺灣媒體上佔有較重要的地位，這也與臺灣本身所處的情境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張榮恭寫道：“大陸政治新聞中涉及臺灣的部分，臺灣媒體所給予的重視，比大陸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充分滿足了民眾知的需求與權利。”“尤其中共對台政策、談話等，其在報導中所呈現的特殊處理，仍將繼續比其他類別的大陸新聞來得顯著。”[8]這種情況不僅是政治新聞，也涉及與政治相關的經濟新聞，例如10月17日《中國時報》頭版頭條的政治新聞《中共暗示循辜振甫模式》，《聯合報》10月13日頭版二條的經濟新聞《我民航機將可飛越大陸航區》，都在標題上給予了特殊處理。而對於這兩條新聞，前者，大陸的報紙沒有確切的消息來源不會報導，這是工作慣例；後者，大陸的新聞類報紙幾乎都報導了，但均作為普通新聞處理的。
鑒於兩岸的情境不同，不宜簡單比較兩岸關於對方的新聞報導量，而宜比較報導深度、廣度和報導特色。在這方面，兩岸的報導均需大大改進。
第三，確定一些雙方新聞報導的規則。這方面，中國新聞社制定的報導臺灣的工作規則，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他們規定了“三要三不要”，即要全面認識臺灣，要有利於兩岸關係，要促進人民感情；不抱強烈敵意，不希望經濟動盪，不貶生活方式。[9]可能這裏面有的地方與新聞價值有些衝突。講壞事、否定性往往是媒體新聞報導所追求的，但事情不要做得過分，首先主觀上有客觀、全面願望，這本身就會限制過分的聳人聽聞。
雙方新聞傳播學的交流，也宜有一些規則，例如1995年武漢大學教授吳高福等提出的“一國兩制新聞學”。這個概念本身仍然有些政治化，但是具體論述中談到研究不同制度的地區間和平時期常態新聞報導的運作原則，不是簡單地從政治層面，而是從人類傳播活動的角度考察新聞傳播的社會屬性、文化屬性等等[10]，這也是可以考慮作為兩岸新聞傳播學者交流基礎的。
五，關於進一步發展兩岸新聞交流的建議
兩岸相對對等的新聞交流已經有十年了，關於對方的新聞報導需要向深度和廣度拓展。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以下幾方面，經過努力可以在短期內做一做，將有利於兩岸新聞交流的發展。
一，深化關於對方社會和人民生活的報導，將報導的著重點轉移到閱聽人關注的話題上來，不宜只停留在表面化的事實報導層面上。現在兩岸關於對方的報導，層次較淺，只是一些簡單、零碎的面上的情況。如果記者能夠深入到對方社會生活的某一點，報導的內容將豐富得多，也會吸引更多的受眾。關於這個問題，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教授石之瑜早在1994年就談到過。他說：“新聞媒體在作關於兩岸或大陸方面報導的時候，首先應該要讓此間的民眾看到大陸上的人民是如何瞭解他們自己的。因此，媒體要鼓勵記者深入大陸鄉鎮田野，對於農村生活、盲流的發生與動機、大陸兒童立志要當工人的社會背景、酒廊女侍的生活目標等等，寫出深入的報導文學作品，協助此岸的人民進入彼岸人民的生活情境，體會他們生命之中的酸甜苦辣。像這類報導，絕不是一個以行使主權為主的人所關切的，但這卻是人類生活實際當中的絕大部分。”[11]
其中他關於大陸兒童立志當工人的想像顯然搞錯了，但是他提出的報導的側重面，我認為是對的。大陸關於臺灣的報導，同樣存在這類問題，即使是每天一個專版的報紙，其報導內容基本是根據對方報紙上的新聞改寫的，相當表面化。
二，著意在專門知識和瞭解對方的深度方面，培訓報導對方新聞的記者和編輯。上面的問題帶出的是一個關於報導對方新聞的記者和編輯的素質問題。現在報導對方的記者和編輯，基本的新聞業務水準是較高的，但是深入瞭解對方社會狀況的記者和編輯，人員很有限。特別是大陸方面，這方面的專門記者和編輯較少，尚沒有形成群體。大陸地方報紙的編輯，一般只是編編稿子，更缺少對對方的深入瞭解。臺灣方面有一些專門研究大陸的科班研究生背景的記者，但現在為節省人力和經費，多數媒體並沒有以專業領域劃分記者的報導範圍，而採取的是機動支援性質的工作方式，這樣也使記者掌握新聞動態和分析能力受到限制。
隨著兩岸經貿往來的不斷擴大，經濟新聞正在成為兩岸新聞交流的重頭，但是現在熟悉經濟學的記者和編輯明顯地匱乏；如何系統地報導對方的經濟，現在雙方均沒有列入長遠計畫。而兩岸的貿易互動，臺灣方面我不大清楚，而大陸至少已經催生了以北京、廣東、福建、上海等區域為主的關注臺灣經濟的大陸受眾群，這類受眾的檔次較高，以工商界和知識界為主。這個受眾市場是十年前所沒有的，現在的發展前景十分可觀。這樣，培訓懂得經濟學的記者和編輯就顯得迫在眉捷了。
三，增多經常性的兩岸記者共同採訪。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1990年兩岸記者共同採訪歐亞大陸橋，以及隨後不久的聯合採訪三峽工程。但是這類活動總體上很少，特別是在臺灣，兩岸記者的聯合採訪更少。這種採訪有利於兩岸記者的相互瞭解，建立相對穩定的業務關係。最近的一次是2001年9月兩岸28位元記者共同採訪西北三省區兩個星期，相當成功。記者們除了感受到神秘大西北的自然和民風外，臺灣在新疆的統一食品公司和國統管道公司、在青海的明杏生物公司和在蘭州的正林農墾公司，都成為重點採訪對象，這些公司的老闆們對記者的採訪感到興奮。國務院台辦新聞處處長楊毅說：“兩岸新聞交流的方式很多，領域寬廣，記者的交流是最基本的。我們組織這樣的兩岸記者交流活動已經三次了，今後就臺灣記者感興趣的題目還會提供採訪、交流的機會。”[12]十年三次，實在不多。如果臺灣和大陸的新聞界有意聯合採訪，這種活動更多些，成為經常性專案，這對於深化雙方的報導也是有益的。
四，多一些新聞界的聯誼組織，以及由這樣的組織展開的聯誼活動。兩岸記者的生活是多種多樣的，這多年來，大陸沿海各省陸續建立了與臺灣新聞界的聯誼組織，而且經常展開各種聯誼活動。例如福建莆田市自1999年以來，每兩年組織一次本市的新聞訪問團到臺灣展開聯誼活動，除了拜訪各新聞媒體外，還拜訪了臺灣各地的莆田同鄉會，場面很熱鬧。2001年是第二次了。聯誼活動不限於採訪，包括同鄉活動、旅遊活動、研討活動和文娛活動，這對於豐富兩岸新聞界的生活也是很有有益的事情。
五，採取措施，解決兩岸新聞報導中辭彙使用的溝通和理解問題。任何語言都有所屬的社會制度背景，海峽兩岸隔絕了40多年，形成了不同的語言環境，儘管都是漢語，但是辭彙變化和使用情況發生了許多較多，有時某一種用詞在一方看來沒有特別的意思，而另一方則會感到別有用心。當初“閩獅漁號”事件時就發生過對用詞的誤解。新聞報導中使用的語言，即使相同的辭彙也會有不同的理解。這是由於“我們的語言構成了我們獨有的對世界的觀感方式，我們所看到的事物的樣式已暗含在語言的結構方式中。”[13]鑒於這種情況，有必要在充分準備的條件下召開幾次兩岸媒體的專題討論會，交流和解決這方面的各種問題。2000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等三單位在臺灣喜瑪拉雅發展基金會和民主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下，召開了“海峽兩岸及香港人文社會科學譯名”研討會，大陸和港臺的40多位語言學和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初步交換了關於兩岸譯名的意見，我是唯一的新聞學科的與會者。這次會議也討論到少量新聞報導中的譯名問題。相對而言，兩岸新聞報導中的辭彙使用和理解問題，比人文社會科學的譯名的互相理解要簡單。只要著意解決，可以搞出一份常用兩岸新聞辭彙和使用特點的對照表，加上使用情境的解釋，出一本小冊子。
六，開展兩岸新聞報導的比較研究，並及時交流研究成果。這項工作其實早就由兩岸和香港的新聞傳播學者在做了，例如1992年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的《新聞媒體與兩岸交流》、1994年臺灣大學新聞所的《新聞論壇》組織了專輯“兩岸新聞報導檢討”、1995年武漢大學出版《兩岸交流與新聞傳播》一書等等，主要探討的就是雙方對對方的新聞報導。這不是跨文化研究，而是同一文化下的差異與相似性研究，目的是找到更多的共同話語。如果研究的視野中有較多的兩岸人民的情感需要、資訊需要、文化需要、經濟需要和發展需要，從單一的政治視野轉向多元文化的視野，保持相對宏觀的歷史主義態度，那麼我們的共同話語會多起來。
現在這種比較一是受到較多的“意識形態滲透”、“文化入侵”的困擾，一是基本限於新聞學界，新聞業界反而介入不多。關於前者，需要多用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等社會準則，多用客觀、公正、真實、平衡、責任等新聞職業自律（這些雙方是認同的）來比較和批評，那麼就有討論共同開發媒體市場的空間，儘管對客觀、真實的理解會有所差異。關於後者，這是兩岸新聞交流中的一個問題，即新聞業界的交流幾乎沒有新聞學界參與，而學界的交流也幾乎沒有業界的參與。共同比較和評論雙方媒體關於對方的報導，可能是兩岸新聞業界和學界交流可以結合的一個話題。業界、學界的結合，有利於兩岸交流轉識成智，達到一種較高的層次。
引文：
[1]王毓莉《網際網路發展對兩岸交流影響之初探》附錄統計表，2001年5月臺灣“兩岸三地市場開放與資訊交流學術討論會”論文。
[2]楊志弘《海峽兩岸新聞交流之探討》，臺灣《報學》1993年8卷7期78頁。
[3]羅森棟、董益慶《兩岸新聞交流》，臺灣《新聞年鑒》1996年版319頁。
[4]《台官員稱兩岸新聞交流短期難有大突破》，東方網2001年2月28日。
[5]《黃肇松：兩岸新聞交流應提速》，中新網2001年9月17日。
[6]《錢其琛會見臺灣新聞界負責人訪問團》，中新網2000年7月14日。
[7]張榮恭《臺灣對大陸政治新聞報導的檢討》，臺灣《新聞論壇》1994年冬季號226頁。
[8]同上，226、229頁。
[9]郭偉峰《大陸新聞媒體對台經濟新聞報導之演進》，臺灣《新聞論壇》1994年冬季號135頁。
[10]吳高福《關於建構“一國兩制新聞學”的思考》，載《兩岸交流與新聞傳播》，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11]石之瑜《誰的新聞自由？誰的國家安全？----兩岸關係中的媒體與敵意》，臺灣《新聞論壇》1994年冬季號40頁。
[12]陳曉星《兩岸記者西北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9月27日三版。
[13]耿占春《隱喻》第97頁，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其他參考材料：
１，陳力丹、閔大洪、郭鎮之《中國大陸、臺灣間的新聞交流》（1992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存檔。
２，楚崧秋《與上海新聞業學界人士晤談紀要》，《報學》1993年8卷7期。
３，單波《關於海峽兩岸傳播媒介比較研究的反思》，《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年3期。
４，趙雅麗《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臺灣《新聞學研究》57輯（1998年）。
５，盧曉衡主編《海峽兩岸社科交流參考》，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兩岸傳播媒體邁向二十一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1998台中、1999南京－上海、2000台中、2001年汕頭）。
７，第一、第二屆世界華文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研討會論文（1995武漢－重慶、2001年蘭州－敦煌）。
８，中華傳播學會2001年“華人社會傳播研究”研討會論文（2001年,香港）。
９，胡鐵湘《訪台小記者載親情回家》，《北京晚報》2001年9月29日。
１０，陳曉星《兩岸記者訪“統一”》，《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9月17日。
１１，《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南京開幕》，《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9月17日。
１２，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單波教授及研究生提供的《海峽兩岸傳媒互動年表》（1993-2001）。
2005-12-02 14:05: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