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5日電／單位GDP能耗降低20%，是作爲一項最重要的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一五”規劃的。經濟日報文章稱,顯然，這是一項硬指標，必須實現。於是，探尋降耗路徑，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和各地千方百計破解的難點。
在一個有關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會議上，上海節能監察中心主任陳汝媚表達了這種求索的困惑：“十五”期間，上海萬元GDP能耗下降了16.5%，在此基礎上要再降20%，難度可想而知。她說，今年上海推出了“十大節能工程”，預計可節約或少用300萬噸標準煤，祗佔上海節能目標的10%，如果再加上增强節能意識、增强節能的制度性因素，頂多也祗能佔到20%，由此看來，不找到一條跨越式的降耗之路，目標肯定無法實現。
文章認爲,陳汝媚說的情况有代表性。有專家如此解惑：從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歷史軌道來看，隨著一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工業化的初中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快速增加；當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特別是進入工業化中後期，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將迅速降低，整個過程是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綫，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庫茲尼茨曲綫”。專家認爲，這就是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現在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要找到一條新的道路，跨過拋物綫的頂端，擺脫拋物綫向上攀昇那段曲綫，改變這種被發達國家證明了的能源消耗的路徑依賴。
可這條路在哪兒？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分析清楚影響能耗的主要因素。一般來講，一個國家的能耗受能源消費結構、能源生産技術、能源制度三大因素影響。
長期以來，能源消費結構主導著中國能耗。有數據顯示，1980年到2000年，結構對能耗降低的貢獻率爲70%。2001年到2005年，由於快速重型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消費結構快速昇級，能耗的主導因素發生逆轉，結構的貢獻銳降爲負數，讓人無法輕鬆的是，能源消費結構的三個變化均呈現出剛性特徵。這種現實告訴我們，在現階段，結構主導降耗的模式已經不易複製。
制度呢？衆所週知，制度雖然是可變的，但是制度變革受制於諸多因素，多少呈現出一些剛性特徵，因而把降耗的希望寄託于制度因素顯然是不現實的。
那麽，技術就必須擔綱。不少專家認爲，祗有技術創新，或者祗有在制度變革的基礎上依靠技術突破，中國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出一種跨越式的降耗之路。
是不是真的存在著一條技術道路？
答案是肯定的。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幷持續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這種現象恰好證明了這條技術道路的存在。比如，美國工業能耗在其能源消費結構中祗佔1/3，建築能耗佔38.9%，交通佔27.8%。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也存在著這樣一條技術道路。首先，中國工業能耗的比重過大，有數據顯示，中國工業能耗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所佔比重高達73%，要降低這個比重，就必須依賴産業結構昇級，而産業昇級的動力則是技術突破。
其次，中國技術降耗的空間巨大。
有數據顯示，中國綜合能源效率僅爲36%，是世界上單位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鋼鐵、有色、電力、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等8大高耗能行業單位産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都高出很多，其中火電煤耗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12.4%，水泥綜合能耗高41%，乙烯綜合能耗高31%。扭轉這種狀况，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途徑就是技術進步。
第三，中國經濟正處在平穩快速增長期，投資十分强勁，祗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政策，充分鼓勵先進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就可以越過那低級的、低效率的和污染大的項目。
第四，能源技術的重大創新，將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這些技術包括潔淨煤技術、清潔生産技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等等。
專家提醒，在這條技術道路的找尋和創建過程中，制度環境是重要的推動力，必須同時著力。其中最爲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節能激勵機制。二是鼓勵能源市場化改革，努力建立一個有活力的、有效率的能源體系。三是調整現有的國際分工，限制高載能、高耗能産品的出口，畢竟高載能、高耗能産品出口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能源變相出口的過程，是全世界分享中國能源消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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