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評說，在陳瑞仁檢察官將吳淑珍列為被告、將陳水扁列為共同正犯之後，陳水扁隨即展開危機處理。短短兩天之內，他抱緊游錫堃、鎮住呂秀蓮、壓制蘇貞昌、嗆聲陳瑞仁、綁死深綠盤、逼迫台聯黨。一場發生在台灣驚天動地的“憲政”危機，就在這般的操作下沒兩三天就船過水無痕。而決定後續發展的關鍵，竟然又是“深綠基本盤”、是“民進黨中執會”、甚至是扁游二人之間的密室會商與協議；廣大台灣人民全無置喙餘地。
社評說，在此，我們不能不嚴正的說：一個牽涉到台灣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憲政”危機，絕不能這樣等閒視之，也絕不可以任憑一小撮私心自用的人操控；每一個台灣公民都該有參與討論、決定後果、提出批判的權利。其中最沒有資格缺席、最沒有權利保持緘默的，就是媒體與知識分子。
當前台灣的“憲政”危機，呈現於三個面向。就台灣運作而言，陳水扁做為台灣領導人，在台開案、SOGO案、機要費案相繼揭露之後，聲望大跌誠信盡失，客觀上根本無法有效執行其職務，但現有機制卻完全無法讓他去職，這是危機之一。就民主制度而言，陳水扁公然在媒體上嗆陳瑞仁檢察官的作為，已然直接傷害民主的核心價值，對台灣的民主制度造成重大傷害。陳瑞仁個人只是一位檢察官，但是他在台北地檢署起訴吳淑珍、點名陳水扁為共犯，卻是在代表台灣執行司法公權力。儘管陳水扁是掌握行政權力的龍頭，但是無論如何，他也不能公然利用媒體衝撞檢察權的行使。如今，陳水扁代表的行政權公開指斥檢察權，全台人民卻全然束手無策，這是“憲政”危機之二。就責任倫理而言，其實在台開案曝光之後，依責任民主的理念，陳水扁就應該請辭下台。但是阿扁不此之圖，硬是要以犀牛皮般的厚顏，適用人類舊石器時代的道德低標，重創民主責任倫理，這是台灣“憲政”的第三重危機。
社評指出，面對這樣的三重“憲政”危機，台灣的知識分子恐怕沒有沉默的權利。雖然知識分子是泛稱從事知識探索的勞心者，但是不論古今中外，社會都不把知識分子做如此的窄化看待，反而是期望他們成為“社會的良心”。誠如當代大儒余英時先生所言，知識分子追求真理必然有其客觀的準則與內在的理路；這準則與理路不是任何外在的政治或宗教權威所能干涉。因此，一個敬業的知識分子必須謹守自己的求真精神與節操，希望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奉持。不僅中國學者如此，西方學者也同樣強調知識分子的虔敬執著。文獻也指出，西方知識分子對於一切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問題抱持深切的關懷，也有強烈的使命感去改變社會的不合理狀態。中、西知識分子對社會之所以如此的投入，乃是源自於他們求真求直的本然特質。
知識分子基於對社會的真誠關懷而抒發意見是理所當然；若深入分析，其中當然還是有程度的差別。對一位長久在實驗室裡埋首的工作者而言，關心台灣民主只是他們的表面責任（prima facie duty）。但是對於那些先前曾經對陳水扁政權維護、支持的人而言，如果他們還想被稱作知識分子，就更不能對今日台灣的“憲政”危機視而不見、悶不吭聲。以李遠哲為首的當初政治顧問團成員，以杜正勝、胡勝正、陳建仁三位“中研院”院士領銜的“內閣”從政學者，所有肩負百年樹人重責的大學校長，都應該要思考他們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鍵時刻，究竟該扮演什麼角色。我們要提醒這些學術界的朋友：當初挺不挺扁、現在後不後悔，都可以是個人的判斷與選擇；但現在台灣的“憲政”危機，則是直接關乎民主核心價值的大是大非。每一位敢稱知識分子的人，都不能迴避。
社評認為，如前所述，台灣正面臨空前的三重民主危機：台灣機器近乎停擺、三權分立遭到挑戰、責任倫理瀕臨崩盤。在歷史上，每一個關鍵的時刻，都有知識分子提出呼籲、批判，而歷史往往也因為他們莊嚴不茍的態度而有所轉折。今天，台灣面對的考驗十分嚴峻，但問題的解決卻未必困難。當前問題的癥結都集中在陳水扁一人一家，但是法政經社的後果卻要由台灣全體人民來承擔。面對這樣的大不公、大不義，面對民主核心價值的衝擊，面對台灣的歷史，知識分子怎能緘默、豈能緘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