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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變的兩名關鍵人物張學良和楊虎城。 |
中評社香港11月22日電／“西安事變”70周年之際，海峽兩岸眾多學者雖然在西安事變研究中的細節上仍有分歧，但對其抗日愛國的性質及其發生過程、善後等方面的認識已趨於一致。
西北大學教授、西安事變研究中心主任李雲峰說：“由於部分史料的缺失，兩岸學者在細節上還存在一些分歧，但總體來看，愛國抗日的主基調是毋庸置疑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駐守西安的兩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扣留當時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迫其同意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促成了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政黨結束長達10年的內戰，成為抗日戰場上的合作伙伴。 中國共產黨黨史學會秘書長劉益濤說，長期以來，關於這個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造成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海峽兩岸的研究者傾向于採用不同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大家已漸漸超出黨派意識而從民族的高度來研究，兩岸學者的諸多認識“已經趨於一致”。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家有在向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中明確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因為評判標準不同，黨派意識不同，要做到看法一致並不容易。”林家有說，“然而今天的情況不同了，評判西安事變是歷史問題、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與會的臺灣、香港學者。臺灣軍事史料研究會理事長李永中在研討會上指出，圍繞“西安事變”的探討“應該秉承研究歷史的精神，有一分証據，說一分話”。
電視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傳》制片人、臺灣作家郭冠英向記者表示，對於“西安事變”以及30至50年代歷史，應該站在一個共同的“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以既成事實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原藝術發展局委員暨文學委員會主席胡志偉認為，“研究‘西安事變’必須以兩岸人民福祉為最優先考量。”在他看來，“西安事變”應該被後世銘記為一次以抗日為訴求的愛國舉動。“期望史學界的同仁以宏觀的視野、廣闊的胸襟與光明磊落的態度來面對那一頁歷史，以便化解宿怨、捐棄前嫌，”胡志偉說。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畢萬聞認為：“史學不僅僅要記錄歷史，更重要的，還應該為國家民族總結歷史上重大的經驗與教訓。”
20日23日，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延安幹部學院等聯合召開了“西安事變”70周年學術研討會。百余學者以討論交流的方式紀念這個將中國引上“全民抗日”道路的重大事件。
會間，臺灣作家郭冠英告訴記者：“我一直希望，兩岸能夠合力編寫一部《中國當代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共同解釋歷史，消除偏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