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5日電／中時電子報網路主筆室今天發表文章說，剛邁入2007年，毫不意外地，2008年“總統”大選已經起跑了，3位最有可能的競逐者，馬英九、謝長廷和蘇貞昌，陸續展開下鄉、改革、和求人才的動作。
但願他們能夠讓台灣人有一新耳目，這些年以來，群魔亂舞，多數的台灣人已被搞到精疲力竭了，誰不渴望告別紛亂，換了領導人後，2008年，台灣能有中興氣象！
中興以人才為主，視野和格局決定了結局。然而世事無常，再嚴謹的決策程序、再周延的變革策略，再怎樣智冠群倫的人才，仍有高度失敗的機率，箇中的關鍵，往往繫於一人：真正的權力者，以及他有怎樣的治理團隊，這些團隊能真正發揮嗎？
如果，真正的權力者沒有充分且貫澈到底的“賞識”，多少謀臣策士，會在殫盡機智後，卻因為不是“自己人”的緣故，在許多重大關鍵處，不能將善策貫澈，仍難逃白忙一場，甚至黯然失敗的結局。
新年新希望，不需要殺氣騰騰，批東罵西，但在瘋狂藍綠對壘的台灣，談到距現在稍微近一點的人與事，都會引發不必要的“戴帽子”。這周，就以古鑑今，談談華人世界普遍稱許的諸葛亮之“隆中對”的成敗過程，探討“賞識”與“自己人”往往會相互拉扯，作為馬、蘇、謝三人布局登頂之路的參考吧！
◆ 主文◆
諸葛大名垂宇宙，三國時代的名相諸葛亮大名垂世一千八百餘年，不僅僅是因為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勤”讓人欽服，更重要的是初出茅蘆，年方二十七歲的他，以一席“隆中對策”驚豔已南征北戰，慣戰江胡三十年的蜀漢先主劉備，其中的“見、識、謀、斷”大格局，替東漢已歷數十年的桓、靈兩帝惡政，與黃巾之亂燒殺千里的中國局勢，找出一個新局面，創造出三國鼎立的歷史格局。
不過，因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太過於噲炙人口，受到羅貫中小說家天馬行空的創意影響，在諸葛功業中，抹煞了魯肅其實也是同樣重要，要不是魯肅也和諸葛孔明有同等見識，三國鼎立之大戲將成獨角戲，未必能成。
在當代也是以青年才俊之姿出現的東吳魯肅，他的見、識、謀、斷，其實也是一個絕對不遜於孔明的大決策家，在柴桑初見孫權時，魯肅同樣也提出了和“隆中對”相互呼應的“柴桑對策”，就是因為在南中國同時有這兩位才俊，同時提出畫天下的決策，導引了歷史發展的軌跡。
諸葛亮的隆中對主要的價值就是在於他能夠“了解全局、洞察趨勢、把握重點”，在陳壽整理在《三國志》中的“隆中對”中，諸葛亮根據天下形勢，以“執簡御繁”的方式，提出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概念化分析，指出曹操勢大，不可與爭鋒，孫權坐擁江東，已歷三世，可以為援而不可圖，荊州據漢沔可作根據地，益洲險塞，劉璋諳弱，可取為後方基地。
短短數言，諸葛亮已為發展策略用了“結構性整體思維”通透分析，不但如此，諸葛亮不托空言，諸葛亮隆中對在決策學的意義上，是“明辨問題類型，對應解題策略”，他提出了奪佔荊、益兩州，以為根據地，通過和西南的少數民族搞好關係，以穩定後方；對內則要革新政治，建設好根據地，蓄積力量；對外聯合孫權，孤立曹操，造成天下三分之局，等待時機成熟，劉備出漢中，一上將自荊州北伐，東吳出兵徐州，三面夾擊曹操，以期“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戰略目標。從決策學理上分析隆中對的格局，可謂是“見、識、謀、斷”兼備了，他從思想上武裝了劉備，替一生困頓的劉備找出他在大局中的價值，並以清晰的步驟，替劉備畫下了光明前景的藍圖。
同樣地，在前兩年，因中原動蕩避禍江東的魯肅，在周瑜的引薦下，也和孫權首次見面，一見面也石破天驚地談出了被歷史給忽略掉的“柴桑對策”，魯肅原是家居中原東城，和羅貫中筆下的忠厚長者大不同的是，魯肅年輕時鑑於天下大亂，學過“擊劍”和“騎射”，魯肅頗有豪俠之風，他還招聚了一百多名少年，管吃管住，成天在山中“講武習兵”，周瑜任袁術之居巢長時，曾帶數百名士兵路過東城，慕魯肅之名，前去拜望，並求助一些軍糧。當時中原大亂三十餘年，農村早已破毀怠盡，曹操曾和呂布鑫兵濮陽因雙方糧盡而罷兵九個月，更曾因伐宛城糧絕，而想出“望梅止渴”之計，可見糧草在當時之可貴。
但魯肅卻“性好施與”，他家中時有米兩倉庫，各儲米三千斛，魯肅慷慨指向米倉任周瑜“自取”，周瑜大喜過望，“益知其奇”，乃交結成好友，後並引魯肅帶領這一百多“輕俠少年”，舉家遷到江東曲阿，要投靠孫策。孫策早死，魯肅因對孫權不了解，又認為孫權年紀太輕，難以成就大事，原本打算北遷回中原，周瑜勸阻，並說孫權是“親賢貴士”的少年英主，因此有了魯肅和孫權的柴桑會面。
魯肅也是和諸葛亮一樣，都是通透理解整個局勢，並從具體條件出發，替主子出計獻策以謀取天下，他和諸葛亮一樣，在各自的對策中都提到了曹操，同樣把曹操定為制定策略的對立面來加以重視。魯肅根據曹操擊滅袁紹的客觀事實，認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加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掌握絕對之優勢，認為與曹操“爭鋒”是一時辦不到的，所以魯肅也和諸葛亮一樣，認為孫權應“坐擁江東”，並勦滅江東旁江夏的黃祖，進而進攻荊州劉表，“竟長江所極”，然後“觀天下之釁”，待“天下有變”，成王霸之業。
就在共同對抗曹操的決策出發點上，吳、蜀的兩大戰略家有相同抗曹的戰略目標，都以與曹操對抗為最高的使命，力求聯手團結，先滅北曹，雙方再爭天下，因而不但促成了赤壁的孫、劉聯手，後來“借荊州”等發展，也都是遵守這兩大戰略家的最高決策。
可是，這兩大決策的最終目標，卻終究不能實現，因為不僅僅是北方的曹操終究不能滅除的客觀因素外，在東吳、與蜀漢的兩大集團中，雖然諸葛亮和魯肅都位居人臣，但這兩位“客卿”出身的決策家，其實並不是真正劉備和孫權的“自己人”，無法貫澈和原既有組織的“溝通變革願景”的使命，特別是無法達到如科特談變革所強調之“高層的團隊合作”，善策未必能革，魯肅早逝，諸葛亮則是等到劉備犯下一連串致命錯誤，國力大失後才掌握全權，祇能傾其智力維持國之不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給後世流下一曲悲壯渾厚的頌歌而已。
改革的績效除了智慧的戰略決策外，更需要執行力的貫澈，也就是要透過變革，讓組織活化，才能讓決策遂行，但諸葛亮與魯肅在變革途中，同樣碰的困境都相同，就是身為一個“外來者”，就算他們的“善策”被領導人一時稱許，但往往卻是“敬而不用”。
劉備和諸葛亮“隆中對談”後，和關羽、張飛兩位老戰友，自己人稱：“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但兩人並未立刻就是“魚水之歡”，根據《三國志》的『魏略』記載，南陽臥龍崗會面後，劉備即赴新野前線，並未攜諸葛亮同行，而是後來曹操南下，劉備敗戰南退樊城時，諸葛亮始至樊城獻策，並一退夏侯淳，劉備才開始重視這一個年少書生，但諸葛亮獻策劉備，利用劉表之喪，劉琦、劉綜兄弟內亂，趁機奪襄陽以為立身基地時，又不採用，可見劉備三顧茅蘆得聞隆中對策，雖十分欽佩，但仍以武侯為紙上談兵，並沒有真正地“賞識”而貫澈執行。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魯肅與孫權之間，孫權後來曾寫信給陸遜，追想當年首見魯肅，“言及帝業，實一快也”，但他在稱帝時，大宴群臣時，追想起創業的周瑜、魯肅與呂蒙三位早逝英傑時，卻把薦舉呂蒙的魯肅排在呂蒙之後，認為魯肅和蜀漢的結盟，以荊州讓劉備立足，“是一短也”，特別是魯肅多次反對東吳圖謀關羽，孫權認為魯肅是“子敬（魯肅之字）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恕之，不苛責也”。可見，同樣在孫權心中，柴桑對策的大計，僅管當場孫權大為讚歎，但內心並未真正同意，晚年還把這件事視為是魯肅之過失。
從魯肅與孔明的史實中，可以發現，決策到變革中間，仍有一長段曲折複雜之道路，特別是發人未見的決策，要貫澈到一個組織之中，“解凍”的難度特高，“隆中對”與“柴桑對”，後世雖因小說家的推崇，擁有即高的稱許，但在歷史真實中，僅僅祇有赤壁一戰時，在同時面對曹操的強大軍力下，劉備、孫權才不得不採用，之後，雙方為了爭荊州多次交鋒，反而讓敗歸北方的曹操，得以實行“屯田”，復興了農村，用今日的語言就是發展了“綜合國力”，讓原本兵燹摧殘的北方，奠定了厚實的經濟基礎，再度超越了未經戰亂，民生原本富足的江東六郡與蜀漢“天府之國”，終於奠定了後來司馬氏一統天下的基礎。
正當曹操北歸，除了發展綜合國力，並一掃東北的公孫淵、烏桓與西北的韓遂、馬超之外患時，孔明和魯肅其實並不太受到劉備與孫權的重視。劉備帶了龐統進入蜀漢，並在新收的法正指導下，經過了三年攻成都不下，因兵力之不足，才要張飛和趙雲帶著孔明西援，形成對成都包圍之勢。這期間，歷史中的孔明其實祇是荊州軍中的一個高級參謀，協助關羽鎮守襄樊。
劉備恐怕更信任的是法正，歷史的真實記載中，劉備北上收漢中，諸葛亮完全沒有隨軍北上，他祇是在成都，負責協助糧草補給，攻取漢中皆是法正之謀，並非如小說中的孔明運籌帷幄，劉備其實更相信成都的法正一脈，所以當劉備自晉為漢中王時，領銜恭賀的文官為許靖，武將是馬超，他們都官居極品，而諸葛亮卻僅是“軍師將軍”，形同一高級參謀而已。
而當關羽敗死於荊州，劉備怒攻東吳時，除了趙雲曾依“隆中對”精神勸阻劉備外，諸葛亮其實並無一言勸解，等到劉備兵敗，歿於白帝城之後，諸葛亮才痛陳，可惜法正早死，若法正在，劉備恐不會遭此大敗，而就算趙雲引用了諸葛亮之策，劉備顯然也沒有聽進去，趙雲跟著劉備東征，到了永安，劉備就把趙雲留在永安負責後勤，更可見當年劉備擊節讚賞的“隆中對”，至此，根本是不以為然。
同樣地，在東吳，周瑜攻荊州的故事正如小說般頻頻進行，魯肅根本無從勸阻，直到周瑜病死油江口前夕，念及多年攻伐無功，加上北方的合肥，曹操大將張遼威震逍遙津，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周瑜臨死前上書孫權薦魯肅，遺書中才重提“柴桑對”之精神，希望吳、蜀和解，共抗北曹。但吳、蜀多年攻戰下，雙方積怨日深，坐鎮荊襄的關羽壓根看不起東吳，東吳的張昭、周泰、呂蒙等宿將，更無時不以奪荊州為念，而在歷史資料中，並無看到諸葛亮與魯肅從中嘗試發揮“影響力”的紀錄，頂多祇有趙雲發表過類似之觀點，可以這樣說，真實歷史上，魯肅與諸葛亮其實並沒有真正獲得完全的信任與授權，他們的變革觀點，並無法和老臣、宿將間達到共識，而且，歷史真實紀載中，兩位最高權力者，並沒有真正被說服，所以終究無功。
在願景無法進行溝通之下，“隆中對”與“柴桑對”終究是兩人一時獲得晉身之作，並未真實落實在兩方陣營進行變革，祇有等到孫、劉大戰後，雙方兵疲馬困，而北方強大之勢已成，不得不合作，但此際，從綜合國力觀點看，已早非當時對策時的“漢室可興”、或“王霸之業”的格局，而是在一大之下，兩小不得不結盟的關係。
歷史的真實中，善策往往未必能落實，要達成變革之功，還必需有最高權力者的真正信服，甚至原有的自己人團隊還會排擠之，特別在於善策者並非“自己人”之下，溝通往往是最困難之工作。
這種局面其實往往是跨越古今中外的實況。一個外來的CEO，就算有良法美策，但董事會是否授權與信服，往往才是決定關鍵的最後成敗，政府運作也是如此，如毛治國在政黨輪替後，有幸遇到願意授權之葉菊蘭，得以短暫一展長才，但終究因不是當權者“自己人”，中華電信之變革終究要交由他人接手，且事後無能發揮影響力了。
除非執行變革，訂定決策的人就是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不然，空有善策，就算有條理清晰、具體可行的變革策略，都不會是最後功成的保障，但最後決定權終究僅為少數人所有，外來的人才得先花力氣去搞“向上管理”，自己人總愛關在小房間搞秘密決策，這樣子的話，再怎麼高明的善策，多少的革新，還是可能終究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台灣政壇這些年，喜愛搞“誰家軍”、“某團隊”，“自己人”文化當道，既不能納百川，也無法給人民許諾。蘇貞昌、馬英九和謝長廷，有可能從諸葛亮和魯肅的史實中，調整心態，改變思維，真的找出一個讓人民覺得有希望的新團隊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