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6日電／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這件仍左右台灣發展的歷史大事，前四十年是沒人敢碰的政治禁忌；後廿年隨著解嚴開放，則是爭論不休的議題，各人一把號的解釋權與責任聲討，讓本已難解的真相更混沌糾葛。
禁忌話題有多恐怖？“前內政部長”張博雅形容為“提都不能提”，“那時我媽媽（許世賢）選舉，公辦政見會下坐著選監人員，講台上有一個紅燈，一提到禁忌話題，選監人員就按紅燈，有一次我媽媽演講時，不過就說到‘二二八事件時的市長孫志俊’，紅燈馬上亮起來，按規定，三次紅燈，就可以取消資格的。”
據聯合報報道，一九八九年，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立起。當時的市長張博雅說，嘉義一倡議立碑，省主席邱創煥馬上來電關切，她據理力爭，“後來敢談的人越來越多”。
民間談論，黨外聲討，政府也難以迴避。一九八八年，官方首次公布了楊亮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調查報告。
一九九零年，高中歷史教科書將二二八事件納入，“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開始處理二二八事件善後，一九九二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首次讓警總的相關檔案曝光。
民間一次次的追思與聲明，“立法院”、“行政院”開始為二二八默哀。一九九五年，二二八紀念碑在台北二二八公園落成，李登輝也公開為“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七年的暴行”向人民道歉。“立法院”也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成立二二八基金會，開始為二二八善後。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紀念碑在連戰、馬英九、陳水扁等人揭幕後，馬上遭人破壞毀損，“有碑無文”的狀況，反映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社會的複雜性。
二二八基金會補償的審查，越來越多的血淚故事出現，也越來越多受難者難平。許多名流不知所以失蹤，有人莫名被打被抓，未必能得到補償，從一個基數到六十個基數，再多的錢也撫不平受難者的委屈，更多的氣指向政府、向國民黨聲討。
為了“討真相”，二二八基金會推出了責任歸屬報告，元凶指向蔣介石，民間研究抗議基金會為政治目的扭曲歷史。民進黨政府更進一步推動去中國化，去蔣化，國民黨抨擊政治操作，馬英九甚至表示，未來執政要把歷史改回來，政黨操作讓二二八的裂痕越來越深。
提及當年立碑紀念的動機，張博雅說，就是希望台灣民眾記取教訓，從此不要再有族群紛爭，這才是人與人相處之道，“所以我們那時在紀念碑下方埋了一本聖經。”
但張博雅批評現在的民進黨政府，“老是一到選舉，就把二二八事件拿出來炒”，這種做法，不是尋求真相、尋求和解，而是在撕裂族群，和她當年推動二二八建碑，期待回顧歷史、帶來和平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當年國民黨處理二二八是犯了錯，犧牲了很多人，但遇難的人本省、外省人都有，差別只是多少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