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明天就是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的紀念日。香港《文匯報》今日刊發資深時事評論員邱震海署名文章指出，這幾天，各種的慶祝、紀念和討論活動持續不斷。但到底如何從歷史和國際的視角，來透視香港“一國兩制”這一人類史無前例的社會體制實驗，對香港、對中國內地以及對世界的啟示意義，在隆重的紀念氛圍中卻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對中國發展的戰略意義
文章說，首先，必須承認，香港之所以能在九七年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與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戰略思維有著密切的關係。一九四九年後，如何對待英國佔領下的香港，周恩來講的很清楚：“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何時收回更為有利？這是對新中國領導人智慧的考驗。
文章謂，建國前夕，毛澤東、周恩來等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做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策。這是從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考慮。新中國需要同國外進行經濟上的往來，而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裡，它就有可能成為新中國“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在改革開放前，香港對保持國內與西方的經濟往來，對促進內地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確實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文章表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的思維可以看出，第一代領導人就已經從利用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橋樑、為中國經濟建設服務的角度，為香港確立了戰略定位。到了八十年代鄧小平確立以“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時，這一戰略思維就更為明確。
文章認為，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的定位，還是鄧小平確立“一國兩制”戰略方針時，其潛台詞都承認當時的中國內地無論在經濟水準還是在社會開放方面，都與香港存在很大距離；同時也都承認香港對於中國內地吸引西方先進技術和文明的積極、正面作用。
香港社會：定位和心理調整
文章指出，以這一眼光來看香港“一國兩制”的戰略作用，人們就比較容易跳出一些細節的紛擾。這些細節既包括對“一國”與“兩制”孰輕孰重以及“誰是愛國者”的爭議，也包括對香港核心價值觀對中國崛起作用的再認識和再利用；既包括對香港與內地經濟融為一體的積極推動，以及香港回歸後主權概念的確立，也包括對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多元和法治城市的維護。
文章說，必須承認，回歸十年來，香港在上述問題上經歷了迷茫和風雲，包括香港當地社會、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在內的三方都經歷了一個逐漸磨合、學習和轉型的過程。所有這三方之間磨合的過程，就其表面而言是針對所謂“變”與“不變”的爭議，但就深層而言，卻是在各自不同政治文化基礎上，重新定位對方與自身，並重新學習適應和調整自身的過程。
文章認為，對香港社會來說，回歸後須完成從殖民統治到主權國家一部分的轉型和心理回歸過程。必須承認，香港回歸前，其國家主權的意識是相當淡薄的；再加上過去幾十年香港與大陸在物質富裕以及社會和個人自由方面的差距，因此港人對國家主權的陌生感又十分巧妙地與某些政治心理交織在一起。但必須承認，回歸前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是一種絕對自由，亦即脫離國家主權的幾乎無所顧忌的自由。但任何在西方民主社會生活過的人們都知道，任何主權國家範圍內的自由，都是相對自由。國家主權意識的確立，以及對觸及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的自由的放棄，成為隨著香港自然屬性改變而必將改變的一個正常過程。任何以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觀為由，抗拒這一正常改變過程的心態和行為，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內地和國際社會：也面臨學習和調適
文章說，當然，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政治文化傳統不同。對中國內地而言，十年來第一次面臨與主權範圍內一個自由、多元城市及其政治文化打交道，而這一政治文化中撇除某些負面因素，有相當部分對迅速發展的中國內地具有正面意義。因此，如何在名正言順要求香港確立國家主權意識的同時，悉心維護香港核心價值觀裡的正面元素，並努力避免大陸傳統政治思維對香港的影響，過去十年以及未來都已經或將成為大陸面臨的挑戰。
文章又說，對國際社會來說，關心香港回歸後社會自由的變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曾有評論認為，回歸後的香港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回歸後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回歸後的香港，在處理好香港自身定位和心理轉型，以及處理好與作為祖國母體的中國大陸的關係的同時，自然也必須處理好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最後，文章指出，對國際社會來說，如何認識到香港回歸後作為中國主權國家一部分，在自由和政治體制的演化和發展上，都有其獨特和循序漸進的一面，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學習和調整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