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1日電／新一期台灣《財訊》月刊報道，李遠哲剛進台大時，心中許下兩個願望：一是希望成為好的科學家，對人群社稷作出貢獻；二是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造美好的世界。這個當年滿腹理想、被“蔣總統”嚇跑的年輕人，後來得到諾貝爾化學獎，也真的大大改變了世界和台灣。他最近的心得是：離開台北，一切都變好了！
七十一歲了，卸下台灣中研院院長的重擔，這個科學家碰上非科學計量所能解決的人文難題，總是弄得自己傷痕累累。在二○○○年，他登高一呼籌組“國政顧問團”挺扁，臨門一腳促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執政”，讓他被泛藍視為仇寇；而今因執政團隊表現不佳，讓他有說不出口的心事。
他頭頂上的諾貝爾光環被過度消費，無論在政治上或教改上，批評他的人不少，但他不以為意，即使被媒體潑冷水。
“我不辯護這七年政府究竟做得怎樣”
問：七年前，大家對首次“政黨輪替”有所期待，但七年後很多人非常不滿意。
答：政黨輪替後雖然很亂，但過去法院和檢察體系一直是政府威權體制的統治工具，沒有輪替，就無法把它們從政府裡面切割出來，現在雖然還切割不好，但不輪替問題就不會凸顯出來。
問：但很多人覺得後悔，說當初如果沒有政黨輪替，台灣社會也許不會這麼亂，甚至開始懷念起過去的種種。
答：我不辯護這七年政府究竟做得怎樣，但整個社會的提升力量相當可觀，政治那部分表現最不好。
“想辦法和問題共存下去！”
問：“藍綠對立”把台灣搞到無解，而且沒完沒了，完全沒有改善的跡象，很多人在問怎麼辨？
答：如果能選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當“立委”，情況就會改變。
假使我們競選的方式不改，每次選“總統”都要花幾百億，民進黨即使有理想，動輒一百億、二百億的競選經費從哪來？只能找企業界，但又有利益輸送問題，久了政黨也會慢慢失去理想性。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台灣在政黨輪替、民主化過程中，有些人會失去既得利益，所以想盡辦法要保住利益，但對老百姓來說，表面的藍綠對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如何確保未來人民的利益。歐洲經過幾百年民主的薰陶，還是跌跌撞撞，台灣想在一、二十年內走完這段路程，不是那麼容易，要看老百姓的決心。
“不少人學會把報紙倒過來看”
問：你為什麼對台灣可以這麼樂觀、有信心？
答：我離開新竹中學、進台灣大學的時候，心裡有兩個理想：第一，是希望成為好的科學家，對人群社稷作出貢獻；第二，是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造美好的世界。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有名的人、或是想要賺錢，只希望生活在美好的社會。
問：你沒有因為一些批評、挫折而減損你的熱情？
答：沒有！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沒那麼笨，雖然媒體很差，影響了很多人，但也讓不少人學會把報紙倒過來看。離開台北，一切都變好了！
我並不“挫折”，我是個教育家，是美國研究型大學裡培養最多化學教授的人，離第二名有很大一段距離，去年我七十歲生日，《化學物理雜誌》破例第二次為我出專刊祝壽。回台灣後，我也是盡力把事情做好，沒做好的就修正、改進、繼續做。我很理性，可以接受批評，但不能是惡意的攻訐；人是要有一點修養，才能忘掉別人對你所做不好的事，這不太容易。
問：你還在哪些地方看到台灣的好？
答：台灣媒體上紛紛擾擾談了很多負面的事，但台灣畢竟有不少“有心人”，如果你離開台北，到鄉下走走，還是可以看到一股很大的力量，想把這塊土地變得更美好。我朋友找我去看農村社造的成果，一群台南藝大建築美術系學生，在一棵大樹下做了一個可以泡茶聊天的地方，把鄉村的樸實弄得非常美，農村裡的老人家很佩服這些大學生願意到鄉下來幫忙，改善農村生活，學生們也第一次領悟到，人家把他們的工作當一回事。
來到台灣訪問的人都說，台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地方。這和在台北為了生存競爭，每天都在打口水戰的人眼中的台灣完全不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