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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泉 |
中評社香港9月26日電（評論員 李家泉）我在這次會上發表的論文題為：《“台灣意識”的發展及其危險趨向》。因文字較長，約5000字，我只簡要地陳述了以下三點：（一）“台灣意識”發展的歷史觀；（二）“台灣意識”發展的哲學觀；（三）“台灣意識”發展的危險性。
所謂歷史觀，我指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正是根據這種歷史觀，我把“台灣意識”歸結為“台灣意識——台灣主體意識——台灣主權獨立意識”三個發展階段，這實際上是相互聯繫又相互獨立的三個時期。
台灣意識，這本來是一種鄉土意識或地方意識，但它又是在與內地各省不同的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並逐漸具有一種與中國意識相對立、相排斥、以至相衝撞的地方意識。
所謂哲學觀，我主要講的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關係，這是哲學觀上最根本的問題。“台灣意識”的產生，以至後來形成的“分離意識”或“台獨意識”，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台灣這塊土地上孕育和生長出來的，與兩岸長期分割不能統一的現狀也是分不開的。
物質是第一性，“存在”決定“意識”，“意識”也反作用於“存在”，這與“台獨”分裂主義意識的產生和發展趨向也是完全吻合的。
台灣意識的發展，愈來愈有一種危險趨向。這是由於歷史的與現實的，內在的與外在的，各種複雜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它逐漸走向與中國意識相對抗的局面。由“台灣意識”走向“台灣主體意識”，以至再走向“台灣主權獨立意識”，這已經是一種“質”的脫變，不是一般的思想意識問題。它是走向“台獨”分裂道路的政治思想基礎，是“意識”反作用於“存在”的活的例證，也是目前海峽兩岸愈益走向公開對抗的根本原因。
我在這篇文章中，特別提出兩種“悲情意識”。一種是“大悲情”，這是就全中國來說的。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積弱積貧，飽受西方列強的侵淩壓迫之苦。這樣的大悲情，自然地凝聚了一種堅強的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和要求振興中華的民族愛國主義意識，也就是“中國意識”和“中國情結”。另一種是“小悲情”，這是就台灣這個特殊的局部地區來說的。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出現過“甲午割台”慘狀，加上國民黨政府後來的反動統治，從而使這個地區的人民受苦受害遠超過內地各省。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所在地都是中國大陸，一部分台灣人民的鬥爭矛頭不是直指外國侵略者，而是中國大陸，這就是所產生的不同於內地各省地方意識的“台灣意識”和“台灣情結”。同一個根子即外國侵略者所造成的兩種悲情意識和兩種情結，加上後來國共內戰的後遺症，這就造成了今天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的隔海對峙局面。
我個人認為，歷史問題終究是歷史問題。當前最重的是兩岸和解，攜手合作，共振中華，而不應該老是糾纏於過去的歷史。台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於1945年回歸中國版圖，目前兩岸的分割現狀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並不涉及到國家主權。台灣人民歷史上所遭受的種種不幸，中國大陸人民是完全瞭解的，但同時我們又必須把這種不幸，這種局部的特殊悲情，放進近代全中國這個整體的不幸和悲情中來考察。只有中華民族整體的振興和強大，才能徹底解除局部地區的不幸和悲情。如果老是耿耿於過去，讓局部問題淩駕於整體問題之上，把矛頭由過去的中國大陸轉向現今的中國大陸，反對兩岸和解，反對兩岸合作與共振中華，那就必然會走向歷史的反面，最終為人民所唾棄。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歷史前進的車輪並不會因為有人固執已見和執迷不悟而停止前進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