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2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刊登的社評指出，最近一周，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的炒作之下，“CEO任閣揆”突然又變成了一個討論議題。這個議題在本質上只是參選陣營一方的策略操作，但在相關媒體的配合渲染下，似乎又有假戲真做的傾向。事情發展至此，就不得不直言點破其迷思了。
謝陣營炒作CEO接“閣揆”的點子，當然是來自韓國新當選的大統領李明博。李先生是企業家，不但生意做得成功，轉換跑道幹市長也很成功。其競選期間，“七四七”的訴求簡單明瞭、打動人心，也符合企業行銷的明快手法。但是無論如何，李明博由商轉政的成功，並不表示其他的CEO也適合由商轉政；李明博是能幹的企業執行長，並不表示檯面上的執行長都能幹。總之，韓國的李明博只是CEO中特例的特例，若要由此而在台灣推動“CEO組閣”，在邏輯上就像“因為康熙皇帝能幹就鼓吹帝制”一樣荒謬。台灣當前面臨的問題極為複雜，若以為企業CEO就能將這些問題迎刃而解，那更是天方夜譚。
社評說，其次，企業執行長綜理特定私人企業的營運，而“閣揆”則是綜理台灣政務，其間差別大矣。一般而言，企業面對的外在環境、法規制度、官僚束縛等因素都是給定的。CEO的任務，基本上是在政府劃定的框架下，尋求企業最適合的發展策略。例如，潤泰集團面對中國大陸各地“給定”的開放情況，而決定布局大潤發的分店設置，但潤泰卻無法“決定”大陸的開放步調。然而對政治領導人而言，他就是要決定整個台灣的大框架、大步調。換言之，企業CEO與台灣領導人所需要的視野、格局、思考、判斷，都截然不同。企業家轉行綜理“國政”，這不只是換跑道，根本就像是從打撞球改為打籃球，能夠傳承的經驗有限、所需新學的事務卻是多不勝舉。
遠例不談，單就台灣人民熟悉的事件，我們就能看出不少問題。許多人都同意，陳水扁先生台北市長做得並不差，交通、治安、捷運、行政等各方面都頗多建樹。為什麼他一去“總統府”，表現就如此不堪、民調直直落呢？就規模意義而言，台北市政府就像是一家公司，市長就像是市府的CEO。但如前所述，台北市的發展，其規模、限制、法規等，有大部分都是框架在台灣格局之內的。但是一旦做“總統”後，卻是要決定台灣的框架與格局、要為兩岸關係定調、要決定開不開放三通直航、決定是否續建核四、制定匯率利率政策等。事實證明，陳水扁先生做市長的績效，對於這些宏觀的台灣格局規畫毫無助益。一位優秀的台北市CEO一旦進了“中央政府”，卻創造了台灣經濟八年的災難。誰說在企業界找一位CEO，不會遇到類似的困境呢？
社評指出，企業界執行長進入政府的另一個困難，則是官場文化的適應。企業的目標很單純，就是拚業績、縮成本、賺大錢。在這種單一目標的約制下，即便成員之間有認知、判斷的差異，也還算容易解決。但是政治就複雜多了。就拿台灣政壇常見的口水來說吧：有本土非本土之辨、愛不愛台之爭、要統要獨之歧見，這些都是企業界少見的假議題，但政客卻樂此不疲。企業主管做不好大不了辭職，無論如何也戴不上“中國琴”的帽子、穿不上“西進昌”的外套。沒有一家企業會容忍謝志偉、姚文智、林佳龍那一級的發言人、更沒有企業員工敢向媒體批判其他部門的主管是“小孬孬”。總之，企業在大致給定的框架下追求極為具體的目標，其任務較之於政府官員單純太多。林信義的事例證明，即便是一位績優的CEO，到了民進黨執政團隊，也是無法挽救台灣經濟，一事無成、下台一鞠躬。
在民進黨“國會”選舉大敗之後，謝長廷必須要釋出“找外人組閣”、“消極行使‘總統’職權”等訊息，才能勉強在敗戰陰影下彙集一些人氣。因此，“CEO組閣”的話題大家都知道那是政治操作策略。以現在的“國會”生態、民進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堅持、謝長廷長久以來的處事風格，台灣真正有能力的CEO都知道現在應該要“儉德避難”。萬一真的有CEO膽敢在現在去接掌“閣揆”，其情勢判斷能力昏聵至此，其能力恐怕反該受到質疑。CEO任“閣揆”？別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