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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袋街頭林立的中文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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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華人代際流變
東方早報報導，在山下清海看來，在日華人可以分為四代。第一代截止到二戰前。明治維新後，一批中國人以橫濱、神戶等為中心居住下來，這是初期“老華僑”時代。
第二代則從二戰結束後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山下清海解釋說，在戰後的日本華人社會，臺灣人客觀上具有優勢，他們從日本統治時代就開始學習日語，容易融入日本社會。與他們相比，廣東人則多居住在有中華街的地方。
第三代從1972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批優秀中國留學生來到日本。這個時期中國留學生中，現在有很多活躍在日本的學界、傳媒界和經濟界。
第四代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直持續到現在，尤其是通過獲取“研修生簽證”到日語學校學習日語的中國研修生人數猛增。
他們不再洗盤子，不再送外賣、不再結結巴巴拼出那些文字，不再在歌舞伎町發小廣告，相反，他們日語流利，技能超強，已然開始融入日本社會，他們是在日中國新華人。
5月的傍晚，東京豐島區JR池袋車站北口，人流如織。
然而，在鼎沸的人聲中側耳傾聽，撲面而來的居然是熟悉的中國方言：東北話，上海話，客家話，廣東話……再深吸一口氣，會發覺空氣中都充滿了地道的中國菜味道。
儘管這裏沒有中國傳統的牌樓，也看不到傳統中華街裏色彩豐富的豔麗招牌，但這裏聚集了約100家為華人服務的網吧、書店、旅行社和卡拉OK店等設施——這就是“池袋華人街”。
自從研究在日華人變遷的築波大學教授山下清海於2003年在《地理》雜誌上撰文介紹這條街道後，“池袋華人街”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而這條街道的興盛也標誌著一個日益龐大的群體——在日新華人——浮出水面。〈nextpage〉
呈現代際分化
在山下清海看來，所謂在日新華人，就是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以留學或就業等形式來到日本並長期居留的中國人。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日語學校上學的年輕福建人和上海人開始集中到打工方便、住宿便宜的池袋附近。這裏的中國物產店不僅為華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還出租中國電視劇錄影帶，逐漸成為華人的資訊集散地。現在池袋已成為新華人的資訊發源地，十多份中文免費報紙都出自這裏。”山下清海告訴記者，不像其他中國街已經日本化，池袋是日本最地道的中國街，保留著很多原汁原味的東西。
從上世紀80年代起，陸續出現的新華僑經營的食堂和商店，引起了山下清海的好奇心，他長期觀察後發現在日華人呈現著明顯的代際分化。按照山下清海的研究，從明治維新後至今在日華人可以分為四代，而最令山下清海關注的是第四代華人，即在日新華人。現在他們的年齡大部分集中在三四十歲，正值年富力強。許多人都是在日本留學，然後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後留在日本，其中不乏高素質的人才。在職業上，新華人們也擺脫了傳統中國人到海外只從事餐飲、服務等行業，更多地參與到教育、科技、文化、商業等領域。
不過，山下清海也指出:“為了繼續在日本的高開支生活，有個別在日華人開始犯罪。由於他們經常被日本電視或報紙報導，導致在日中國人的形象被連累跌落。這非常遺憾，卻也是事實。”
留日或歸國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日本的華人人口大幅度增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在日中國人僅不到5萬人。日本新華人華僑會會長吳智深告訴早報記者，目前日本有55萬新華僑(指改革開放以後去日本的華僑)，5萬老華僑，10萬留學生，共計70萬華人。日本社會的華人數字正在每年增長，再過幾年就可能突破日本總人口數的1%。他指出新華人華僑的專業素養和在科技文化藝術領域的建樹有了顯著提高。目前已有5個華人企業在日本上市。
在日新華人群體的壯大，甚至引起了《時代》週刊的注意。《時代》曾以《追逐日本夢》(Chinese Immigrants Chase the Japanese Dream)為題，用封面故事聚焦了中國白領勞動力在日本的生存狀況，並稱這種民間交流“證明瞭亞洲充滿機遇”。
山下清海說，新華人主要集中在兼職和工作比較容易找到的、中國同胞比較多的大都市，特別是東京及東京周邊的神奈川、埼玉、千葉等地區。“他們一般首先在日語學校學習，然後以考入大學為目標。他們在居酒屋、便利店等各種各樣的地方打工。大學畢業後，以前很多人都留在日本，到與中國有商業關係的日本企業就職。最近看到中國經濟的顯著發展，希望能夠回國工作的人有很多。”
除了這一主流路徑，還有很多日本企業直接從中國招募優秀人才，這也是新華人人數增加的重要方式之一。〈nextpage〉
不是廉價勞動力
日本獵頭公司Meitec在中國的五個城市為想要進入日本公司的中國工程師提供為期6個月的培訓專案，他們中的一些人隨後會被派到日本。其中的必修課程包括團體協作(中國工程師更加樂於個人研發)、實際工程技能(中國的部分大學強調理論學習而不是實踐應用)以及道歉的藝術(日本工程師能很快承認錯誤，但中國員工相對較少會這樣)。
在過去的21年裏，Meitec給日本輸送了156名中國工程師，只有一個人回國。“我們的工程師並不是廉價勞動力，”Meitic環球商業集團主席Kanji- Fukuda曾對媒體說，“他們與我們的日本工程師一樣具有高級技能，由於他們的中國背景，還能帶來其他的價值。”
身份認同成困擾
儘管與老華僑華人相比，新華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擁有較高學歷，在工作方面通過努力已經更好地融入了日本人的群體當中，但他們依然面臨困惑。
在山下清海看來，老華僑已經相當程度地與日本社會同化，但是新華人還是給人“中國人”的感覺；老華僑日語很好，也有很多日本人朋友，且對日本很知曉，但新華人很難交日本朋友，對日本的誤解也不少。“中日間的交流不足，成為中日相互理解最大的障礙。不過，高學歷的新華人，能夠很好地理解日本的事物，因此，在日本的經濟界和學界能夠取得成功。”他說。
在日新華人最大的煩惱之一是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問題，這也牽涉到一代人的身份認同。“如果在日本受教育，回中國後就難以應付中國激烈的考試競爭。但是，如果只把孩子放在中國讓爺爺奶奶照顧，爺爺奶奶很可能會溺愛孩子導致孩子教育失敗。”山下清海說。
而對於日本人和日本社會來說，如何看待這一數目日趨龐大的群體也成為一個未解的命題。
在留資格或成5年
《時代》週刊評論說:“中國白領勞動力的流入使得日本再次思考自己的國家身份。傳統上，這個島國一直都是內向而且懼外的。由於多年的低出生率造成了勞動力短缺，日本瞭解到如果要維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就必須要引入勞動力。”
山下清海認為，新華人的存在對現在和將來的日本來說非常重要。“在日本的新華人非常理解日本好的地方和壞的地方，因此，我相信他們對於建立良好的中日關係能夠做出重大的貢獻。”
或許與此相呼應，日本外相高村正彥5月1日宣佈，對於具備一定日語能力的外國人進行在留資格審查時，在留期間可從目前的最長3年延長到5年。這一措施將被法務省寫入計畫明年提交國會的“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修正案”。
新措施旨在提高來日外國人學習日語的熱情，使其在日生活更加便利，並擴大接受外國勞動者。高村說:“這是對會說日語的外國人的優待，放鬆限制。”
目前，外國人在留資格根據在日本的活動和身份分為“人文知識•國際業務”、“投資•經營”、“技能”等27種，除“外交”、“公務”、“永住者”之外在留期間目前最長為3年，延長時須接受審查。
日本執政的自民党建議成立專門的“移民局”，來幫助外國工人在日本長期居留。80名自民黨議員將在5月中旬完成一項有關提案，呼籲進行移民改革，以便日本企業能妥善解決因為出生率降低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現場
逛日本最地道的華埠——池袋
與橫濱中華街等已經日本化的傳統華人街相比，東京池袋站北口的華埠是日本與今天的中國最接近、最地道的中國街。
日本傳統三大中華街的訪客中九成以上是日本人，街道已經日本化，中國料理的味道也是日本式的，而池袋中國街的訪客主體是在日新華人。
東北話在耳邊響起
東京，池袋站東口。貓頭鷹雕塑是東口的標誌物。
時尚的日本年輕男女通常把這裏作為碰頭地點，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貓頭鷹周圍或發短信，或打電話，或開心地聊著天，夾雜著日本年輕人獨有的流行語。而走出東口，則更是一派熱鬧的景象。右手的星巴克咖啡館內人滿為患。
往左走便是東京最具人氣的電器商場之一“Bigcamara”，店員拿著喇叭大聲地宣傳著商場打折訊息。東口正面的信號燈變綠，黑壓壓一片人群如潮水般湧來。
不過來到北口，則是另一番天地。
時值傍晚，記者正欲走出站時，天空突然飄起了小雨。作罷，只能在出口處暫時躲避。不一會兒，記者身邊便聚集了不少躲雨的人們。突然，一串流利的東北話在記者耳邊響起，“哎呀，又沒帶傘，又得買傘了。我都買了十幾把傘了。”
二鍋頭也在貨架上
不一會兒，雨停了。抬頭向前望去，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喜紅和亮黃。往前走一小段，一塊黃底紅字的看板出現在左手邊。上書:“中國書店，中國食品，國際旅行。2F-4F”。這便是在東京華人中頗有人氣的知音店了。
來到三樓的食品店，中國味撲面而來。進門往左走，幾排平行的商品架上放滿了中國本地食品。二鍋頭，青島啤酒，老乾媽辣醬，水果罐頭，應有盡有。走到頭，便是幾台大的冷櫃，裏面則放滿了冷凍水餃，冷凍湯圓，冷凍雞肉。
另一個角落則擺著幾個注滿水的玻璃缸，鯽魚，鯉魚，甲魚，還有黃鱔，在皮管吹出的水泡中游來遊去。收銀台裏也是中國人，他忙碌地用漢語招呼著每個客人。
來到四樓的中國人大多則是來這裏買國際電話卡的了。在這裏如果買一種稱為“有料”的電話卡，上網登錄到知音網站打的話，只需要2日元一分鐘左右，相當於一毛多人民幣一分鐘，及其便宜。
這裏的老闆非常熱心，對於剛到日本沒有買過知音卡的顧客，他都會耐心地教顧客如何使用。
現在，買一張1500日元的有料電話卡還會附贈一張30分鐘的無料電話卡。無料電話卡只能用電話使用，不過撥打國際長途時只收取市話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