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4日電／因為“9·8”潰壩事故，因為“三鹿奶粉”事件，因為深圳特大火災，因為登封礦難，一批官員被免職。
檢察日報評論指出，這幾起安全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入為責任，性質特別惡劣，因此及時、高效、嚴厲的問責，不僅能體現出對生命的敬畏和對權力的懲戒，也是對民意的鄭重回應和對公衆心理的適度安撫。但在大快入心的高調“免職”聲中，公衆仍需對問責的決策過程保持持續發問。對此，我有幾點期待。
我想知道，為什麼被免職的是他，而不是別的。在幾乎千篇一律的問責公告中，除了知道了“免職”竟還有如此多的形式之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附加信息。公衆不可能去仔細區分何為“提請免職”，何為“建議免職”，但公衆肯定想知道，為什麼免職的是他，而不是另一個人，以及被免職官員在事件當中究竟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固然，我們可以解釋為，這幾起事件的問責均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真相正在調查之中，但問責決策過程不够透明的問題，確實值得注意。
我希望，能不斷得到和免職有關的信息。我不僅要知道哪些官員被免職了，還需了解他們為什麼被免職，是出於直接責任，還是出於間接責任，哪些入負的是法律責任，哪些入負的僅僅是道義責任。進一步而言，這些被問責的官員中，有沒有入涉嫌官商勾結，有沒有入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有沒有入恣意玩弄權術，任意而為。這些問題，或許需要隨著調查的深人而逐漸明晰，我有耐心等待。我害怕的是，這些信息因為一個“免職”令而石沉大海，從而游離於公衆視野之外。
以往，問責決策過程的不透明甚至私密化之態，使得公衆對於官員問責的公信力提出了質疑。某些官員下馬之後東山再起的經歷，引發了學界對“問責官員如何複出”的討論，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稱之為“任用制度的缺失”。當公衆發出“免職官員都到哪里去了”的疑問之時，問責所應具有的懲戒功能和制度尊嚴都遇到挑戰。但願今後的問責，不再遭遇類似的尷尬。
問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問責可以平息民怨，但決不只是為了平息民怨。在問責官員已成常態的現實下，進一步強化問責決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問責制度，約束和督促權力盡職盡責，以及讓官員時刻保持對權力有敬畏之心的根本途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