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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月12日，“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圖片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開幕。圖為出席開幕式的嘉賓，前排左二起：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新華網 |
中評社香港1月15日電／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日前在媒體撰文說，世界正面臨建立新秩序空前機遇，中國在建立這一新秩序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新華網報道，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12日以《世界新秩序的機遇》為題刊登了基辛格的這篇文章。
全球被迫共同行動
當新一屆美國政府準備在嚴重的金融和國際危機中上台之際，如果說正是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給創造性外交帶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也許看似與人們的直覺背道而馳。
從某種程度上說，金融崩潰給美國的地位帶來了一次重大打擊。美國的政治意見常常引發爭議，但美國給世界金融秩序開的處方卻大都無人質疑。而如今，對美國處理金融危機感到失望的情緒很普遍。
與此同時，這場災難的嚴重性使得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能再躲在美國的優勢或弱點背後。每個國家都將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對當前危機所起的作用。每個國家都將努力使自己盡可能地獨立於導致經濟崩潰的環境之外；與此同時，每個國家都將不得不面對現實，即自己所處的困境只能通過共同行動來解決。
就算是最富有的國家也將面對日益萎縮的資源。每個國家都將不得不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工作重點。如果能形成一個兼容各國工作重點的體系，就會出現一套國際秩序。如果不同的國家工作重點無法調和，國際秩序就會災難性地土崩瓦解。
兩大危機同時爆發
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最低谷恰逢全球各地同時爆發的政治危機。歷史上從來沒有在世界上這麼多不同地區同時出現過這麼多變革，並通過即時通信傳播到全球各地。如果不出現新的國際秩序，就會出現混亂。
事實上，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緊密相連的。
每個大國都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當前問題，將共同行動延後。在各國都能適應的普遍原則出現之前，國際秩序既不會出現在政治領域，也不會出現在經濟領域。
最終，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可能會以下面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達到協調一致：要麼創建一套像經濟世界那樣的國際政治管理體系；要麼將金融機構壓縮到現有政治體系能够駕馭的規模，而這很可能導致一種新重商主義，也許是以地區為單位的重商主義。
美國必須舉止謙遜
到目前為止，一項布雷頓森林體系式的全球協議是最可取的結果。美國在這項事業中的作用將是決定性的。說起來好像矛盾，美國的影響力將和我們行為舉止的謙遜程度成正比；我們需要改變太多美國人那種理直氣壯的態度。
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和隨後幾乎沒有中斷過的全球發展時期，導致太多人將世界秩序等同於接受美國的規劃，包括我們國內的喜好。
終極挑戰是，根據大多數國家和經濟危機中所有主要國家共同關注的問題，以及共同擔心的聖戰恐怖分子問題，構建一項共同戰略，認識到武器擴散、能源和氣候變化等新問題不可能通過國家或地區性方案得到解決，從而鞏固這項戰略。
中國作用至關重要
中國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中美最初建立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遏制共同敵人的戰略關係。數十年來，這種關係已發展成為國際體系的一根支柱。
通過購買美國債券，中國使美國的大肆消費成為可能；通過對中國商品開放市場，美國為中國經濟現代化和改革提供了幫助。雙方都高估了這種模式的持久性。但這種模式在持續的過程中維持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發展。
要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太平洋兩岸的任何一方都需要另一方的合作。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以解決它當前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阻止激增的赤字引發災難性的通脹。
將出現什麼樣的全球經濟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在未來幾年如何與對方打交道。如果美國的保護主義抬頭或是中國被它視為長期對手，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可能會破壞全球秩序的前景。 一旦像這樣回到重商主義和19世紀外交的老路上，就會導致世界以相互競爭的地區為單位分裂，產生危險的長期後果。
中美關係需要提到一個新高度。只有認識到雙方擁有共同目標，當前的危機才可能克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能源、環境等問題都要求加強中美兩國的政治關係。 |
